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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城市化”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2021-12-07王能引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农村基层城市化城乡

王能引

(合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逆城市化”是现代社会人员自由流动的一种选择,也是市场调配社会资源的结果,体现了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趋势。“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集聚效应不断加强,“城市病”问题层出不穷,农村“空心化”现象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发展形态。“逆城市化”发展有助于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积极调整社会结构,加速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一、“逆城市化”现象产生原因探究

(一)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集聚效应减弱

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城市人口剧增,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的新增人口给城市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打破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城市阶层更加复杂,城市治理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由于城市治理体制和水平滞后于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变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趋势,一些地方城市病的兆头比较明显,社会稳定面临许多挑战。[1]不仅如此,城市人口的急剧上升,超出了城市环境承载的负荷,城市环境质量不断下降,难以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城市集聚效应逐渐出现弱化趋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城乡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对生活方式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鉴于此,很多人再次把发展的目光聚焦到农村,农村由过去被遗忘的角落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新亮点。随着农村农业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农村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发展机遇大大提高,美丽农村建设带来的优美乡村环境和恬静的田园生活,正在成为人们创家立业、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助推了“逆城市化”现象的产生。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市享有优先的发展地位,在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城市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可谓是一枝独秀,对广大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松动,城市对外来人口的限制越来越少,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寻找发展机遇,一时间城市人满为患。为了有效减轻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我国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避免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这样,通过“逆城市化”发展,有效改善农村发展条件,激活农村发展活力,增强农村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实现城乡间人口合理双向流动,完善社会基本结构。

(三)世界“逆城市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近年来,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持续提升的城市化率在推动各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积存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城市交通紧张、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现象不断涌现,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逆城市化”思潮开始兴起。一般来说,“逆城市化”现象的产生最初是源于对城市环境的保护,通过研究探讨城市资源品质、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逐渐倾向于对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的追求,开始把崇尚自然、追求恬静的田园生活作为主要生活目标,最终形成与城市化发展背道而驰的社会发展理念。世界“逆城市化”发展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尽管我国城市化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快速城市化发展凸现出来的问题丝毫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少。因此,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积极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以“逆城市化”发展为契机,打破城市优越性的固有价值追求,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适应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需求,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四)实现回归自然的生活追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2]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是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战胜自然、改造自然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人类比任何时候更能有效发挥对自然的影响力。然而,人类在向大自然无限索取的过程中,开始品尝到了破坏自然带来的恶果,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为破坏环境、改造环境,改变了千百年来自然的发展规律,由此引发的气候变暖、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不仅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城市作为人类聚居较为集中的地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在城市化大张旗鼓推进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了一些理智的声音,人们开始考虑如何防止过度城市化,并逐渐把保护环境、回归自然生活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3]“逆城市化”的发展将人们的目光再次投向大自然,科学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把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循环,不仅是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引领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逆城市化”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

(一)“逆城市化”发展缓解了农村基层治理人才匮乏的矛盾

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发展空间,这部分群体以农村青壮年为主,他们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不仅文化程度高、工作能力强,而且思想也最为开放。这些有生力量的离开,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农村社会发展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匮乏的矛盾。从农村现代化发展需求来看,一方面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大量的人才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远走城市,留守农村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他们是需要社会关心和照顾的对象,如果把农村基层治理的重任落到他们的肩上,着实勉为其难。由此可见,破解城市化过程中农村治理人才不足的难题,关键还是要在人才资源配置上做文章,通过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形成科学的人才流动机制,推动人才的合理流动,这样才能够为农村现代化建设储备更多的人才。因此,推动“逆城市化”发展,促进城乡人才资源的双向流动,增强农村集聚人才效应,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人力资源短缺的危机,进一步夯实农村社会发展基础,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二)“逆城市化”发展拓宽了农村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是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也是导致我国城市发展一直优于农村,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农村治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治理状况。[4]因此,为了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解决农村公共产品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农村社会治理应当另辟蹊径,不断拓宽公共产品资金来源的渠道,加快引进社会资源,利用社会力量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逆城市化”发展在推动人才资源流向农村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资源向农村的流动,有效弥补了农村社会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这意味着,农村地方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改善农村投资环境,通过筑巢引凤,加快创新农村产业发展的条件,加速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举措一方面能够有效解决农村社会发展缺少资金和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力度,使投资更趋合理化,能够有效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平衡。从农村基层治理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业现代化建设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矛盾才会得到有效化解,和谐社会建设将稳步迈上新台阶,加速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三)“逆城市化”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平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巨大调整,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个矛盾将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尽管也在不断进步,但发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不仅如此,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强大的集聚效应,还进一步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加剧。农村发展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更是捉襟见肘,发展进程严重受阻,城乡差距难以消除,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不能有效破解,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农村基层治理难度提高。因此,推进“逆城市化”发展,能够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激发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有效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逆城市化”加快了农业发展现代化

传统农业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其制约因素除了发展理念落后以外,先进技术的缺乏更是阻碍其发展的关键。因此,推动“逆城市化”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村发展人才和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带来了先进的发展理念,绿色可持续发展思想不断得到强化,加快促进了农村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当然,在“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作为,不断改革,敢于打破原有体制机制的限制,制定灵活有效的制度体系,积极为各类技术人才来农村安家落户创造条件,确保人才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不断改善农村发展环境,筑牢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让“逆城市化”发展能够像城市化发展一样,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逐步推进,加速农业发展现代化,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农村基层治理如何积极应对“逆城市化”趋势

(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现代社会发展条件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倡导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共识。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政府转变职能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职责的减少,相反,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除了要履行好应有的社会管理职责以外,还必须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拓展政府的职责范围。因为在所有权力主体中,政府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6]因此,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政府应当根据农村社会发展现状,做好农村基层治理的顶层设计,制定科学的治理决策体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减少市场调整产生的不确定性,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合理有序发展。在“逆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基层政府要紧紧抓住“逆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契机,积极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多元主体治理体系的形成,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引导和统筹作用,科学调配社会公共资源。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在农村基层治理中,要能够把握农村基层治理发展方向,建立正确的治理体制和机制,通过积极协调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断夯实农村基层治理基础,加快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二)强化市场调节功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主导作用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强化市场在社会治理中的调节功能。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来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有效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各利益群体积极参与农村基层治理,能够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自治制度建设。可以这样说,社会治理本身就是民众自己的事,民众通过治理自治机制参与社会治理,既是其民主权利的充分表达,也是现代社会治理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从民主本质来看,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求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协商。[7]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强调竞争机制的作用,要求进一步弱化政府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垄断地位,强化多元主体作用的发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实现农村基层治理民主化。“逆城市化”发展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了更多机遇,加速社会资源流向农村,实现人才资源城乡双向流动,大大缓解农村基层治理人才短缺的被动局面,为进一步扩展农村基层治理自治,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另外,在“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入农村,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也在持续不断地向农村集聚,为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发展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可见,“逆城市化”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有助于加快转变农村基层政府职能,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多元化。

(三)创新治理理念,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逆城市化”现象表明城乡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不断创新。从我国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城市社会由于受历史发展和政策倾斜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治理理念较为先进,治理制度体系更加成熟。与此相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发展一直以来较为迟缓,治理现代化水平不高。究其根源,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我国长期实行以农补工的工农“剪刀差”发展模式,导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空前高度。这些发展变量在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社会“空心化”现象,农村社会发展矛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受阻严重,基层治理难以实现良性循环,治理现代化举步维艰。为此,“逆城市化”发展能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新理念,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先进的治理思想、体系和模式,促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提高广大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治理的效率,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积极借鉴经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较早,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然而,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的过度集中,导致城市环境、住房和交通等问题不断恶化,城市居民生活品质开始下降。鉴于此,发达国家开始反思高度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逐步将一些城市产业向城市以外地区转移,部分城市居民为了追求更加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把发展的目光转向了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逆城市化”现象由此产生。发达国家“逆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高度城市化必然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最终将会导致“城市病”的出现。因此,如何有效应对高度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中“逆城市化”的发展,俨然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城市化进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不断推进,发展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0.60%。[8]尽管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考虑我国仅用了40年左右的时间就把城市化水平由18%提高到60%以上,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瞩目。不过,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城市资源日趋紧张,城市环境不断恶化,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因此,借助“逆城市化”发展趋势,推进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加快社会资源向农村流动,能够有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村新兴产业的竞争力,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此同时,“逆城市化”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资源匮乏的压力,加快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保护了城市环境,有助于推动城市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充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新契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有效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城乡发展两条腿走路,加速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五)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户籍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非常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制定该制度的目的主要是限制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保障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此,户籍制度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通过以户籍差别化分配社会资源来加强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建国初期,户籍制度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升,户籍制度开始出现松动,户籍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大大减少。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居民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少。尽管如此,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尚未废除,户籍制度负载与配置的利益,在城乡之间呈现强烈的结构性失衡,由此使得城市与乡村居民之间在公共福利和个人权利等多方面形成巨大差别。[9]因此,通过“逆城市化”发展完善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有助于促进人才等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集聚,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鉴于此,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关键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彻底打破户籍限制,消除依附在户籍上的城乡权益落差,减少社会差别,使城乡人口流动遵循市场规律,真正实现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

概而言之,“逆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平等的发展理念,推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社会发展人才和资源不足的问题,为农村基层治理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加速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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