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岗，李国强，杨亚鹏，冯宗洋，贾林胜，王 宁，梁博宁，刘一宁，朱业明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太原 030006)

福岛核事故后，国际核与辐射应急准备与响应的理念和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1]，包括：(1)对应急“准备”与“响应”不再作功能性区分；(2)要求中增加了应急管理体系、防护策略、应急放射性废物管理、应急终止和人员配备的基础要求，国际应急准备与响应的请求、提供和接受，应急及响应分析；(3)修订了四个术语：危害评价、应急准备类型、质量管理大纲和甲状腺碘阻断；(4)修订部分概念：国家协调机制、五类应急准备类型、针对食入的紧急防护行动和早期防护行动、通用准则、预期剂量和接受剂量等；(5)强调或新增了13个概念：应急计划区划分、健康危险监护系统、应急与核安保的接口、国际组织责任、应急准备与响应中的领导力、应急响应人员责任的适合性、应急协助人员、应急照射情况的参考水平、国际团体与IAEA信息通报、应急及响应分析、应急准备与响应的国际援助、周期性独立评价、损害赔偿等。

我国在核与辐射应急准备方面需要结合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法规和标准体系。国家标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11)[2]要求，应根据源的类型、规模和场址特征制定应急计划，将场内、场外应承担的应急干预的准备、实施和管理责任规定清楚并做出相应的安排。这体现了分级的理念，但没有明确基于危害评价开展应急准备分类。

在核与辐射应急准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