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润

1938年1月11日，筹备已久的《新华日报》在武汉汉口出版了。1938年10月，《新华日报》营业部从武汉迁至重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新华日报》坚持“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政治定位，在宣传党的主张，解释党的政策，鼓舞人民的斗志，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当时《新华日报》被人们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

那么，新华日报人是如何在抗战烽火中砥砺前行，为黑暗中的人民带来黎明的曙光，照亮通往幸福自由的道路呢？让我们走进《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去感受《新华日报》背后的红色故事，传承《新华日报》的红色基因。

简易而充实的“新华军驻地”

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村86号，已经废弃的成渝铁路下面的一个山坳里，便是《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的所在地。郁郁葱葱的林荫之间，5栋土木结构的穿斗式瓦房依山而建。青瓦灰墙、黑白相间，是参观者的第一印象。

总馆旧址占地面积7788平方米，建筑面积1021平方米，沿山势自下而上依次为医务室、职工服务区、排字房、记者办公室、铸字房、印刷编排室，最高处是社长室和总编室。报社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为了节约时间、方便交流，出版部办公室房门是两两相连的，社长室靠着记者办公室，夜排字房和夜编部挨在一起。

食堂在旧址的最左端。当年《新华日报》的职工食堂，同时也是那时最大的房间，各种大型活动诸如报告会、时事测验、周年纪念活动都在这里举行。1941年1月11日晚，周恩来就是在这里纪念《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并隐晦地向外界透露的。

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简易的篮球场。尽管当时形势复杂、工作紧张、条件艰苦，但《新华日报》的职工们在忙碌的战斗和工作之余，也十分注重身心的放松和生活的调节，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大门内右侧的一块空地曾是《新华日报》创办的托儿所。托儿所的设立在当时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大创举，其目的是让报社同志安心工作，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管理、教育和爱护。先后在托儿所工作的女同志有18人，入托孩子60余人。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大型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一直与《新华日报》合署办公。1945年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到报馆考察工作时，曾高度评价《新华日报》：我们不仅有一支八路军、新四军，还有一支“新华军”！

无缝衔接的移渝出版

1938年10月25日，第287号《新华日报》与读者见面，而报头下的本馆地址已经由前一期的“汉口五族街五十四号”变为“重庆苍坪街六十九号”。《新华日报》开始了在重庆长达八年的出版，并再次表明办刊初衷是“今后深愿与读者诸君及全国同胞共同一致地继续为巩固国内团结而努力，务使我们民族团结得比铁更坚，比钢更固，比任何铜墙铁壁更牢不可破”。

谁也不知道《新华日报》是如何做到武汉重庆两地无间断出版的。1938年10月，随着日军进逼武汉，党中央决定将《新华日报》迁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而当年7月，时任《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等人便已受董必武指派来渝寻找合适的办报地点。熊瑾玎等人来到重庆后，恰巧当时经营虎标万金油的永安堂旗下《星渝日报》要停办。熊瑾玎当机立断，租下了位于苍坪街（今邹容路）69号的星渝日报报社房屋和设备。

寻找到合适的办报地点和设备后，熊瑾玎等人就投入到《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的筹备工作中。当时，董必武曾反复对《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强调，武汉一天不失守，《新华日报》便会在武汉出版，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也许就要搬来重庆了。根据董必武的指示，重庆版《新华日报》迅速完成了筹备工作。《新华日报》于1938年10月24日在武汉出完最后一期后，重庆《新华日报》紧接着就在10月25日出版，未曾间断。1938年10月22日，随着战局的发展，大部分员工与器材都已乘轮启程迁往重庆，但还需要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和极少部分的器材坚持到重庆《新华日报》能接续出版。最后几天的坚持中，工作条件只有比以前困难，时局的紧张也非平时可比，工作人员少到无法再少的程度，但报纸仍然如往常一样出版发行，没有丝毫懈怠、敷衍。

恢复出版的斗争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军对重庆实施了残酷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本来设在重庆城内西三街和苍坪街的《新华日报》社也在轰炸中被毁，无法正常出版。而经过总经理熊瑾玎的打点，《新华日报》总馆最终被迁往化龙桥虎头岩下。

对于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10家报馆被毁，国民党当局不仅没有予以援助，反而借口机器、房屋、纸张等出版条件困难，要求重庆的各个报馆都临时停刊，开办一个重庆各报的《联合版》，在《中央日报》主持之下编辑发行。

社长潘梓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要求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表态出版《联合版》只是一时的办法，并确认截止时间。最终，叶楚伧在《联合版》的协调会上表态联合出版时间为一个月。

然而，到了《联合版》应当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仍试图阻止各报复刊。《新华日报》一面团结其他几家想要早日复刊的报纸共同要求复刊；另一方面出版了一种油印的墙报，贴到城内城外许多要道的墙壁上，以延续《新华日报》的独立出版。

为表达捍卫独立出版与言论自由的坚决态度，《新华日报》还不顾国民党当局禁令，于1939年7月7日、8日、9日、12日，接连出了四期“七七特刊”，每期对开一大张，表现了极其顽强的抗争精神。1939年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这天，报纸又“抗检”出版了《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特刊》，文章文辞尖锐、激烈，对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进行了谴责。

就这样，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扼杀《新华日报》的阴谋再次被粉碎，《新华日报》自1939年8月13日在虎头岩《新华日报》馆恢复独立出版发行，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重庆当局无理查封为止，总馆设在这里长达7年之久，出版发行了2700余期《新华日报》。

在轰炸中前行

在旧址的最后面，有一个防空洞。洞口低矮，走近还能感受到来自洞内的潮气，旁边立的标识牌上写着“防空洞及印刷车间旧址”。1941年1月18日，刊载有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的《新华日报》，就是在这个防空洞里印出来的。

在日军疯狂的大轰炸期间，为躲避日机空袭、保证报纸的按时出版，《新华日报》的同志们把从武汉辗转而来的一台重达一吨的平板印刷机搬进了自己手动挖掘的防空洞中。顶着日军的空袭，报社人员在防空洞内，点着煤油灯写作，印刷机就哗啦啦地将这些愤怒激情的文字印刷出来。

“印刷间成了整个报馆最安全的地方”，曾做过《新华日报》报童的王清佑老人回忆说。报纸在防空洞里印好后，就用脚踏车从防空洞后面的小路运进城。《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用他们坚定的意志，克服了困难，坚持办报。即使是“五四”大轰炸后，第二天《新华日报》仍然一早就在街上正常售卖。

从“五三”到“五四”到《联合版》出报再到“八一三”各报复刊的时期，重庆经历着敌寇最残暴的轰炸。大部分市民都被疏散了，街面上开门的铺子很少，开门的也大多是在傍晚和晚饭后。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新华日报人很早就起来搞壁报，提早吃饭，吃过饭后，立马准备躲避空袭。这个时期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但同志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谁也没有懈怠党的宣传任务。

虎头岩的报馆在1939年8月中刚盖好时基本上只能说是简单的“草棚子”。《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几十个几十个的挤在一间棚子里，工作，学习和生活”。8月12日晚，就在《新华日报》复刊的前一天晚上，“在暗淡的灯光下，在雨水滴滴，淋湿了的，擦了又湿，湿了又擦的桌子旁边，有的还打着雨伞坐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报纸的编辑工作”。

因政策需要，1952年11月1日起，《新华日报》成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华日报》已经从最初的一张报纸，发展成为拥有14报、8刊以及多个网站、移动客户端、微博微信和10多家经营性公司的现代传媒集团。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民族存亡之际的《新华日报》，走过漫漫80余年历程，至今依然挺立时代潮头。而其甘作“抗战号角，人民喉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力斗争的革命精神也将深深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