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东霞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波澜壮阔的一部分，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红星》报用文字记载了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并且是当前唯一一份用文字公开记录红军长征的报刊，成为研究红军历史宝贵的原始资料。

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江西瑞金的《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35年8月终刊，共出版了129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中的典范，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

《红星》报的办报宗旨

张如心、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任《红星》报的主编。《红星》报是油印报纸，这种报纸耐受力比较低，一般是500-1000印左右，当时每期印七八百份。办报设备也相当简陋，仅有一台钟灵牌的油印机，几桶奥国蜡纸，几盒油墨，两块钢板，一些毛边纸。《红星》报确定的办报宗旨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①报刊所有的传播活动围绕着《红星》报的办报宗旨进行。

在红军长征途中，《红星》报成为红军将领及战士的读物。报纸对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中国革命的方向、红军游击运动的必要性做了集中的宣传。《红星》报革命理念的宣传在读者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红军战士和群众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在报刊革命理念宣传的过程中，革命队伍不断壮大，红军经过地的群众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成为红军战士中的一员。

《红星》报的办报实践

《红星》报的新闻工作者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起活动，在这个行军活动过程中他们掌握的是第一手资料。行军办报对新闻工作者也是业务能力极大的考验和挑战。战争环境里，办报条件十分艰苦。邓小平担任主编时，既要赶路，又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及搜集材料，当其他战士宿营的时候，也是他抓紧办报的时间。他用铁皮箱做桌子，认真写稿、编稿，再刻写蜡版，油印报纸。

《红星》报的传播内容集中于红军的行军活动，侧重于政治宣传。《红星》报栏目设置丰富，风格鲜明，并且注重报刊内容的指导性和服务性。社论、号召是《红星》报进行政治宣传的固定栏目。《红星》报坚持以最快的速度将中央指示、各种情况变动传播给读者，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红军将领及战士们的思想，并形成党内信息的流通。红军长征信息的统一性，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红军落脚点几经变化，《红星》报通过多篇报道，实事求是地进行信息的传播。《红星》报还刊发了集中于重大战斗、军民关系、群众的革命活动等报道。这些报道具有动态性，都发生在红军长征途中，符合新闻的新鲜特点。

《红星》报的政治宣传并非曲高和寡，而是能够将政治宣传同红军的实际困难结合在一起，为读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例如1931年11月第4期第4版《怎样解决草鞋问题》，内容与读者有接近性，可读性强。红军长征时期的新闻工作者视此类问题为红军战斗力及减少伤病员的重要问题，从中可反映出，《红星》报新闻工作者具有颇高的革命精神，以及在特殊时期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能力，能够在革命环境中正确掌握事物的本质，表现出极强的责任心。《红星》报专项报道行军知识，及时指导红军将领及战士应对诸多问题，例如如何预防疾病、如何行军中不干扰群众，针对性强。

《红星》报开设的专栏有重要新闻、捷报、重要消息，既报道国内新闻，也报道国外新闻。号召栏目及时提示读者注意卫生，提高军事防备，发挥着环境监视的传播功能。在红军军事战斗方面，《红星》报详细展示了多个战斗，比如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②是战地新闻的范本。对于会师的情况，《红星》报连续在第20、21、22期进行了报道，把握了最具有新闻价值的选题内容，并以连续报道形成宣传攻势。在特殊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军民关系、民族关系极为重视。《红星》报记录了群众拥护红军的事实。娱乐部分有文艺歌曲的呈现，反映出红军队伍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红星》报的读者群体——红军战士的文化水平有限，在长征途中，报刊书籍缺乏，《红星》报给予他们极大的精神引导。

《红星》报的传播价值

《红星》报是红军长征这段重要历史的记录册。从纵向来看，《红星》报呈现了红军长征伟大的历史篇章，具有历史厚重感。从横向来看，它是传播媒介特殊环境下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媒介生物。无论从内容还是版面形式，《红星》报都是代表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传播符号。

就读者群体来说，最初，《红星》报的读者是红军领导人和红军战士；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份报纸又成为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这时它的受众就是历史研究人员；在新闻领域，读者对《红星》报的关注与研究，重点在新闻业务与新闻史研究方面，它的读者又是新闻研究人员或者新闻工作者。

《红星》报作为当时的传播符号将革命的精神内容转换为报刊内容，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得到保存。在红军长征时期，无论是在政治宣传方面还是在知识普及方面，《红星》报做得都很及时，成为红军将领及红军战士的精神食粮。在和平年代，它引发读者思考《红星》报新闻工作者的媒介素养及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成为新一代读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①阳勇、洪涛：《长征中〈红星报〉与“扩红”工作之历史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②建平：《长征中的〈红星报〉》，《中国老区建设》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