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超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由于语境生成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在当下这样一个后设的时间基点上宏观解析新世纪的中国电影改编现象， 必然存在着审美观照和价值认知的模糊性。一方面，因为它直指当下的时间开放性而容易产生观照现实的现场感， 由于它强调 “世纪”之“新”，因此常常呈现出对“文革”后“新时期”①“新时期”的使用和界定存在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1978 年12 月，周扬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报告的题目“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开始使用于文艺发展的阶段。 邓小平在1979 年10 月30 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祝词》里的使用主要侧重于政治和历史的层面，而周扬1979 年11 月1 日在这次会议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则有着把这一概念继续移植到文艺领域中的考量。审美风貌的超越意识，并且这种逐“新”求“变”的开拓性观念与惯常意义上的消极低沉的“世纪末”情调拉开了间距， 所以它所标榜彰显的指向未来的新阶段特质交汇着宏大主题的价值预设②国家主流话语对于“新世纪”的强调起步于新世纪之初。 2001 年的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这次大会（指即将召开的十六大）是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召开的极为重要的会议。 ”2002 年5 月31 日，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