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雅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一、秋瑾故事中的性别隐喻

在不同政治力量彼此交错的现代中国，秋瑾的故事常常成为各方意见博弈与沟通之所。已有研究者指出，在民国初年的秋瑾迁葬一事中，出现了湘浙两省、同盟会与光复会、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政府、女界运动和共和革命等不同力量的角力或合作[1]。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国共关系紧张、抗战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大量关于秋瑾的讨论。1936年是秋瑾遇难30年(29周年)，在这一年中国出现了各种纪念秋瑾的活动。1936年被称为“秋瑾年”[2]，秋瑾遇难日也在该年被命名为“中华妇女节”[3]。经历了1935年多个进步艺术团体演出《娜拉》遭禁，加之左翼作家们认为《娜拉》不再能满足当前的时代需求，一种呼唤“娜拉”转变为“秋瑾”的声音开始出现。1936年，作为号召妇女投身抗日救亡的进步杂志《妇女生活》的创办者和主编，沈兹九在《我们为什么要纪念秋瑾》一文中指出，秋瑾应当成为中国所有“娜拉”的“指路标”[4]。1936年12月，夏衍在《光明》杂志连载了讲述秋瑾走出家庭、投身革命、英勇就义的三幕五场话剧《自由魂》(剧本在《光明》刊出时题为《自由魂》，后来又名《秋瑾传》或《秋瑾》，为了标示其讲述秋瑾故事的属性，本文以《秋瑾传》统称之)。这两位上海左翼文化人选择在1936年讲述秋瑾，大概因为这一题材兼具安全性与革命性。第一，在国民党的审查政策之下，作为曾参加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女革命家，秋瑾的故事是相对安全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