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颖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北京 100101)

一、“家属”劳动问题的提出

“部队中以前没有家属，自40年到现在，逐年增加，现在有210人……其中也有个别的是战士家属，山西敌占区来的，大部分是连以上干部家属。另外在工厂里还有二三十个人……现有小孩的120。这些人因来的地方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文化程度不一致。初中以上的约七分之一，高小以上的四分之一。初小百分之八十，不识字的百分之二十。有的很好，有的也很坏，有的是为了革命参加部队，有的还是旧思想，想找一个男人依靠男人过活，各种各样，非常复杂。有的是大学生，在部队中担任文化教员，有的做地方工作或小学教员。小学程度的，有的要学习，不愿做工，也有的经常回娘家或随老公过活，有的生过两三个孩子，有的还没有孩子。虽然旅长几次指示，把他们组织起来做一些工作，改造他们的思想，但总的没有什么具体方法，有时紧，有时松懈。”[1](P 501)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的这份报告，呈现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部队家属构成的复杂性及边区对家属劳动力动员的诉求。

共产党初到延安时，男女比例失衡，1937年底到1938年初，男女比例为30∶1，1941年为18∶1，1944年达到8∶1[2](P 283)。1937年延安有70名妇女参加革命工作，都是共产党员(全区有1900名，都是脱离家庭独立工作的)。她们年龄都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大部分年龄为20多岁[3](P 182)。之后大批革命女青年进入边区。如延安女子大学有近500人，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其中大学程度的占10%，中学程度的占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