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姝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梅洛-庞蒂在《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中分析了身体的经验，其前期的知觉研究走出先验意识的局限，展现了意识与世界之间循环往复的知觉。他指出20世纪各学科研究逐渐抹去身体与意识之间的分界线，修正并深入阐述了肉身的概念，从而促成了一种新的身体理念。

一、梅洛-庞蒂的肉身思想

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与其前期提出的身体图式有关联。身体介于抽象与经验之间，具有空间的蕴涵结构，一直处于变动与调适之中，促成范畴与事实之间的转换，并形成新的意义扭结：“作为运动能力或知觉能力的体系的我们的身体，不是‘我思’的对象，而是趋向平衡的主观意义的整体。”[1]202与哥白尼式的物质性思考不同，梅洛-庞蒂在《在现象学极限处的胡塞尔》中提出：“思考应该重新教会我们一种已经失去其观念的存在方式，扎根于‘土地’(Boden)的存在，并且首先是大地(Terre,地球)的存在。”[2]247人类寄居之大地乃一切物体得以通过分化而从其上产生的渊薮，大地的存在和我的身体存在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也扩展到了其他人身上，他们向我显现为‘他人的身体’；扩展到动物身上，我把它们理解为我的身体性的变种；最后也扩展到地上的物体之间，……我就使它们进入了有生命的社会之中。”[2]248梅洛-庞蒂扎根大地的观点揭示了一种这样的哲学反思，它包含着与经典的自然科学相对立的“原历史”的时空观与自然观，促使梅洛-庞蒂开启了对肉身的深入思考。

梅洛-庞蒂沿着胡塞尔开创的思路，其肉身概念体现了对胡塞尔意向性概念的创新理解。身体不是一个闭合的感知主体，而是人与世界的纽带和接合点；处境并不是空间位置，而是生于世间的时空性体现。身体由环境塑造，同时也改变着环境，与之融为一体。因此，在内部被感知的体验就意味着既在内部也在外部，知觉始终是在世界之中的知觉，是感知到主体与世界的基础和来源。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到交织，交织意味着一种回环性，我在统觉他人的同时也形成一种对自我的反省和对过去的理解，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身体成为世界向人的意识开放的原初条件，肉身是身体和心灵相结合并交织成我们生活的存在，由此我们与世界相互作用和交往。

梅洛-庞蒂这样描绘肉身的概念：“肉身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不是实体。……即它处在时-空个体和观念之中途，是一种具体化的原则，这种原则在有存在成分的所有地方给出存在的样式。肉身在这个意义上是存在的‘元素’。”[3]172-173“它将我们的身体、他者的身体和世界中的物交织在一起，将我们整个包裹在一个还不存在主客体之分的‘原生存在’(être brut)或‘原始存在’(être sauvage)界域之中。在这界域中，知觉的产生是感觉和被感觉、感知和想象的不加区分、不断交织，也就是说，知觉拥有在统觉中令缺席之物在场的能力，这表现为视觉的无所不在(ubiquité)。”[4]19意识与身体不可分割，感性的肉身是人们共同的归属，并让人们在其中彼此互为归属，使人们得以交流与分享体验。身体性是世界的接合点，通过世界的肉身，人们才能最终理解自我的身体。正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现象学的世界不属于纯粹的存在，而是通过我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我的体验和他人的体验的相互作用，通过体验对体验的相互作用显现的意义。”[1]17我过去的体验可以在我现在的体验中再现，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不可分离，它们通过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其统一性。

科学界逐步阐明了规定性的主体间世界如何透过知觉场被把握。全部科学都被置于一个全然实在的世界之中，却未意识到知觉经验是这一世界的构成要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实际经验的知觉场。“它先于数字、尺度、空间、因果性，然而只能作为某些具有稳定属性的客体、某个客观世界和某个客观空间的一种透视视界(vue persective)被提供出来。”[5]318知觉场的原初透视结构呈现了一个世界，“所以我的知觉通达了事物本身”[5]318。我用我的眼睛观看，它们是我注视的工具。虽然身体是世界与主体的中介，但体现为一种深层次的运动，以自身知觉为特征的肉身扩展为世界的肉身，以身体为中介的感觉进入世界，即世界获得可见性的过程，主体的肉身与世界的肉身之间存在连续性的运动。

二、图像本体论

当今媒介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创造出全新的视觉呈现方式，刷新人们的视觉体验。图像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图像学转向已成为重要的文化视觉现象，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理论中，都体现出对图像全新文化地位的思考与分析。梅洛-庞蒂指出了“我们的世界主要和本质上是视觉的”[3]106，他在《眼与心》中将绘画作为论证的关键，试图建立一个更为普遍的视觉概念，这一观念非常契合当下的图像时代。梅洛-庞蒂阐述了我们的知觉与想象空间如何被图像填满，而我们又如何依据图像去看。“在所谓的颜色和可见的之间，人们将发现联系二者，支撑二者，供养二者的组织，但这种组织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可能性、潜在性和肉身。”[3]164梅洛-庞蒂以肉身来定义这种可见性，从我们对世界的肉身经验即可见性的经验出发来思考人们的身体性，不仅符合普遍性的视觉概念，而且揭示了当代人与存在的一种关系视角。“我们肯定还没有完成对它们的思考。在这最初的勾勒中，关键的只是隐约地看到这个奇怪的领域，本来意义上的探究可以通向这个领域……”[3]173这正是图像学转向试图挖掘、理解与尝试表达的问题，同时阻止人们将其简化为一种语言的命题逻辑。

米歇尔在《图像何求》里指出：“图像想要的东西，我们未能给它们的东西，就是足以支持其本体存在的视觉性的观念。”[6]49视觉文化的社会领域，即看与被看的日常生活领域，视觉相互性的复杂领域积极地促成了社会现实。“作为社会关系的媒介，看与语言同等重要，而且它不可被简约为语言、‘符号’或话语。”[6]49正如梅洛-庞蒂的描述：“在画家与可见者之间，角色不可避免地相互颠倒。”[7]46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图像可以从它们自身的欲望之中获得生气。当视觉形成的刹那，就会因观者或可见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存在的东西并不是起初与自身同一，而是某种目光让事物各就各位。人们只要观看景象或图像，通过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之间的协同动作，肉身具有的可见性的原初特性就在人们之间置入了一种普遍的视觉，通过此时此地遍及所有的地方，虽然通过具体的个体，但又成为普遍性的共享。“在原初存在那里，重要的是在原初存在状态中找到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的意义应答者。”[3]137这种普遍性已经融入感性身体的连接中，融入可感事物的轮廓。可见与可触的可逆性向我们开放出一种身体间的存在，相比现实所见事物，它是可见与可触的前定领域，延展得更远。

20世纪40年代，梅洛-庞蒂以绘画和电影为参照，探索在现代艺术感知与艺术表达中呈现的人与世界的深层关系。可见性元素的提出一方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基本范畴的挑战，另一方面宣告一种全新本体论视角的展开。“它是一种新的存在类型，是一个多孔性、孕含性或普遍性的存在，是视域在其面前展开的存在被捕捉、被包含在自己之中的存在。”[3]184关于这种包含自己的存在，梅洛-庞蒂认为“所谓肉身是一个终极的观念”[3]174，它并非两个实体的组合或合并，而是通过自身成为可思考的。如果存在着可见的和它自身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经由我并使我成为观看者。肉身即是人们对世界的普遍感受与认识的现实基础与结构模式，基于此建立起人与世界的主体间性，继而绽放出包含性的存在之域，从而共享普遍性的视觉图像与空间。

梅洛-庞蒂借鉴胡塞尔描述手被触摸向触摸体验的转化来进行解释，表明作为感知者和可感者，我们的身体与感性世界有着肉体上的亲缘联系。因此，应对感性的这一本体论地位给予应有的肯定。“这涉及的是一种总在逼近但事实上从来没有实现的可逆性”[3]182，对这样一种可逆性现象的理解呼唤着“感性事物的本体论面目”[8]，感性的肉身将拓展为历史的肉身、语言的肉身甚至观念性的肉身。观念性本身也与它的肉身显现不可分离，与唤起观念性的世界图景的肉身不可分离，“因为它是一种盈溢、由这些图像构成并超出了图像的整体”[4]20。他在《眼与心》中写道：“当我透过水的厚度看游泳池底的瓷砖时，我并不是撇开水和那些倒影看到了它，正是透过水和倒影，正是通过它们，我才看到了它。”[7]75现象学的蓝图正以这种方式重新展开：“将关注焦点引向显现，从而强调生成，并最终在保持各自矛盾特征的前提下将它们纳入存在之中。”[4]20梅洛-庞蒂提出重建感性的本体论地位，认为知觉始终是在世界中的知觉：“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有价值及所有存在总要预先设定的前提。”[9]5感性的肉身生产并组织着意义的最初进程，进而生成理念或价值观。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通过自身的本体发生将我们与事物直接联合”[3]168。身体是一个两维的存在，它能够将我们引向事物本身。事物本身是有深度的存在，而非平面的存在，它仅向身体开放，即向与事物在同一世界中共存的身体开放。因此，“我的身体不仅仅是被知觉者中的一个被知觉者，而且是一切的测量者”[3]317。人们是通过世界的肉身来理解身体的，世界的肉身就是一个显著的被知觉的存在，正是通过世界的肉身，我们能够理解知觉。“世界和我的身体的肉身相互僭越(感觉同时充满了主观性，充满了物质性)，它们进入了一种互相对抗又互相融合的关系。”[3]317知觉与被知觉存在共通感，这意味着世界的肉身与我身体的肉身同一质地、交互融通。世界能反射出我的身体的肉身，我的身体的肉身也被世界所分享，在世界与我的身体之间存在一种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昭示了感性的本体论意义，表明现象学的世界乃是存在的基础，而非预先存在的阐明。哲学也并非预先真理的反映，但是作为艺术的哲学则体现了一种存在的真理。

三、现代绘画的本质

文学、音乐以及可见世界的经验，都是对不可见的探索，也是对观念世界的揭示。观念属于此世界的不可见，居于世界之中，并支撑着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成为可见的不可见的，是世界内在的和自身的可能性，是这种存在着的存在的存在。”[3]187由此可见，艺术作品具有生成的特征，观念给了肉身以轴心、深度和维度。梅洛-庞蒂重新思考了可感与可知的关系，在《眼与心》中，他把对古典思想领域与现代绘画的探究加以对照，预见了人与存在之关系的深刻调和与变动的感受。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的工作笔记中，梅洛-庞蒂认为无调式音乐“就像没有可识别之物、没有事物之皮，但却给出其肉身的油画一样”[3]276-277具有异曲同工的转变。梅洛-庞蒂预见的这一转变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与存在关系的身体性的赠予,这就是它在关于意识、再现和主客体对立的语言中无法得到恰当表达的原因之所在。

“实际上，当代文学将通过一种‘新的纽带’与可见的相联结，这一纽带就是‘超视觉’。”[4]76梅洛-庞蒂要借助体验重新思考，正是得益于对体验的表达，艺术与文学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转变，而且也比哲学更好地对其进行了反思。人们的心灵如何能够绘画？通过把他的身体借给世界，画家将世界转变为绘画。从身体的肉身到艺术的诞生，展现了质变的生成。因此，实际的身体是活动的，不是静止的空间，也非简化的功能，“它乃是视觉与运动的交织(entrelacs)”[7]35。画家的活动，诸如草图，在他看来都出自万物本身，如同群星朗月的轮廓。“当母体内的一个仅仅潜在的可见者让自己变得既能够为我们也能够为他自己所见时，我们就说一个人在这一时刻诞生了。画家的视觉乃是一种持续的诞生。”[7]46-47身体是通向潜在可见性的直接纽带，绘画明确地表现出了这种潜在的可见性，它解开了事物中隐藏的褶子，令其可见，正如视觉的自动生成。绘画正是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勾勒出这种原初存在，在绘画中确实能寻找到这样一种“具象化的视觉哲学”[7]47，这是激励画家的哲学。它并非发生在画家就世界表达意见的时候，而是生成于其视觉变成行动的那一瞬间，“是在塞尚所说的当他‘通过绘画思考’的时刻”[7]68。“因此，绘画的首要任务将是把主体重新引向作为其永恒前提的这一原初的奇异性。”[10]

梅洛-庞蒂将知觉视为一种探究的思想。知觉让所见的世界存在，而不是预先设定它。“在这个世界面前，事物在某种是和否之间的滑动中构成或解体。”[3]127我们感知事物，对它们达成一致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人类建立了各门科学。塞尚想要画的正是这个原初的世界，他“希望让理智、观念、科学、透视、传统重新跟它们注定要理解的自然世界发生关联”[11]10。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评价绘画：“通过展现它关于沉默意义之肉身本质的、效果相似的梦幻般宇宙，绘画把我们所有的范畴，诸如本质与实存，想象与实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都混淆在一起了。”[7]49

梅洛-庞蒂认为，现代绘画的本质特征在于肉身的绽露，肉身不仅包括事物的肉身，也包括作为所有生命体寓居世界之中的肉身。原始艺术是现代绘画所特有的表达方式之一，他描述了原始的存在与知觉世界的关系，“我在谈及绘画时谈到的‘无定型’知觉世界，——重新作画时的永恒源泉，——它不包括任何表达法，可是它召唤所有的表达法，它需要所有的表达法，并且在每个画家那里重新激起一种新的表达努力”[3]210。梅洛-庞蒂将其称为“呼唤逻辑推断”[3]210。本质上，这个知觉世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它是比绘画、言语甚至所有的立场更多的世界，具有包容丰富内涵的普遍性，激发人们寻求新的创造与表达。画家构建的图像能连接各个分离的生命，促成普遍而丰富的知觉感受空间。“它将居于若干心灵之中，为它们所共有，并由此可推知，它会作为一个永久的收获，居于一切可能的心灵。”[11]19梅洛-庞蒂指出，艺术家不停留于创造和表达某一观念，还能唤醒将此观念根植于其他意识之中的经验。艺术作品本身便具备奇特的教育能力，能唤起他人的自由、梦想与生存意义。

四、现代电影的思考

1945年，梅洛-庞蒂在巴黎高等电影研究院发表关于新心理学与电影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讨论了知觉的综合感觉特征，认为知觉直接诉诸所有的感官，形式知觉一般关注的是结构、整体或构形，形式理论(即格式塔理论)“果断地抛弃了感觉概念，教我们不再区分符号与其意蕴、被感觉的与被判断的”[11]66。梅洛-庞蒂沿着胡塞尔现象学开辟的方向前行，他认为新心理学让人们在人身上所看到的并不是构建世界的知性，而是一个被抛入世界并仿佛通过一种天然的联系而系缚于世界的存在。“我们以我们的存在的各个面与之联系；而传统心理学则执着于科学理智所成功构建的那个世界，抛弃了实际世界。”[11]70梅洛-庞蒂认为，电影并不仅仅是一组图像，而是一个时间性的形式，这一形式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节奏。“它们都不是对着一个孤立的知性发言，而是对着我们那缄默地解读的世界或人们的能力以及与它们共存的能力说话。”[11]76电影特别适合让心灵与身体、心灵与世界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表达呈现出来，使人们共享某种存在方式与世界视野。

梅洛-庞蒂关于新心理学与电影的演讲与其后期著述《可见的与不可见》工作笔记中的思考一脉相承：“现象学哲学或存在哲学的一个精彩部分就在于惊异于这种我与世界、与他人原本固有的联系，在于向我们描述这种悖论和这种混乱，在于让人看到主体与世界、主体与他人的关联，而不是像传统哲学所做的那样求助于绝对精神来解释它。”[11]78梅洛-庞蒂在新心理学和电影的动机、目标和研究风格中发现了二者的共鸣。他解释道：“因为当代哲学并不在于串联概念，而是描述意识与世界的混合、意识对身体的介入、与其他意识的共存，还因为，这个主题特别适合作电影主题。”[11]78在梅洛-庞蒂关于新心理学与电影的演讲之后，人们开始从现象学角度对电影进行定义或探讨，并逐渐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布局观念：“电影，‘现象学’艺术的最佳代表，能指与所指一体共生，这场演出表现的就是它本身，就这样形成了符号的自身闭合之环……”[4]102梅洛-庞蒂的这个演讲影响深远，当时涌现的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诸多特征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哲学家和电影工作者共同拥有某种存在方式、某种世界视野——它为一代人所共有。”[11]79

在梅洛-庞蒂看来，电影为人们指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向，一种摆脱西方传统哲学固有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可能。梅洛-庞蒂后来提出了视觉与可见的之间互为先导的交错旋进观点，它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今图像的在场问题。在《眼与心》中，梅洛-庞蒂对视觉这样下定义：“在者对于我们所见者和让我们所见者的这种先行，我们所见者和让我们所见者对于在者的这种先行，乃是视觉本身。”[7]88“先行”又翻译为“旋进”，描述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时间关系，以先行运动为特征，它描述事物的存在、人们眼中所见与让我们看见之物间的相互依赖性。这一视觉定义准确揭示了20世纪以来各种艺术逐步赋予图像以全新地位的变化，图像作为互为先导旋进的形象而出现，不再被简单视为反映某物的形象。与20世纪其他表达形式相比，电影更为明确地揭示了这一变化。电影还令我们更为确切地体会到梅洛-庞蒂关于绘画的貌似自相矛盾的命题：“我很难说出我所注视的图画在何处。……我的目光在它上面游移不定，就如同处在存在的各种光环中一样，与其说我看见了它，不如说我依据它，或借助于它来看。”[7]39-40因此，图像并非处于第二位，正是得益于它与事物的存在之间的互逆先行、相互旋进的关系，我们才能依据图像来看世界。在梅洛-庞蒂的后期思想中，世界与我的身体以及其他身体具有相同的性质，它展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可逆的艺术关系，而非主客体单向的认知关系。

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依靠想要理解世界的愿望，或者期冀初始状态的历史意义，哲学因之与现代思想的各种努力连成一体。对肉身的思考与世界化或全球化进程有着共鸣与联系。对人的存在关系的转变的表达也包含着对我们存在的描述，不再从主体或主客体对立的角度出发，而是将存在描述为知觉场或共鸣域，正如梅洛-庞蒂在其后期哲学中所表述的交织：“一切与存在的联系同时是把握和被把握，把握就是被把握，把握就是记载，就是被记载在他所把握的那个存在中。”[3]340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中自问：“我带到同一和他者问题中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同一就是另一个的另一个、差异之差异的同一性。”[3]338从肉身的概念出发，意味着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每次相遇中与他者的差异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义，即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乃是通过跟他者的参照、比较而确定。“因此身份同一性是一个虚拟的中心，在变化运动中逐渐明确、不断自我更新、着眼于与他者的差别来对每个个体进行区分。”[4]42德勒兹也认为，每一个知觉的事件开启它自身的世界。“在电影中，我们将对世界的知觉从固定的和秩序化的视角中解放出来。”[12]电影给予人们时间的影像并非简单的线性进程，而是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生成。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作为一种以差异为基础的关系组织，启发观者的身体与图像之间的互动，返回生命体验本身，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和命名虚拟领域的不同关系模态，对图像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