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

大通学堂，当年英杰

大通学堂是我心仪久矣的“课堂”。这里是徐锡麟、陶成章、秋瑾营建的革命根据地，也是秋瑾被捕的地方。

乍见大通学堂，难免惊愕于它的简单——平平常常的黑瓦灰墙，毫不起眼的一孔小门。绍兴城里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民宅建筑形式，曰“台门”，是一种类似北京四合院的富家宅门，清时即有“绍兴城里十万人，十庙百庵八桥亭，外加台门三千零”的民谚，可见当时台门之多。然而，大通学堂不是台门，只是一所空置的库房而已——绍兴府把这所宋代的贡院改为官仓。19世纪末，绍兴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学校“中西学堂”就是借用此仓开办的，京城里的翰林蔡元培曾回乡任督办（校长）；后中西学堂改称绍兴府学堂，在家自学成才的徐锡麟来校当过教习（老师）。所以，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徐锡麟与陶成章欲办一所准军事学校时，也就很自然地想到了这所空房。“大通”之名来自徐的故里东浦镇的大通桥，徐原想借那座桥旁的普济寺办这所特殊学堂，因父亲看出了长子的颇为不祥的办学动机，坚决反对，他才让学校落户此宅。校址挪了，但校名却不肯变更，显然徐锡麟不愿放弃这个吉利的名字。

此时，午前的阳光涂满精心修复过的灰墙，门前的槐影懒散地躺在墙上嵌着的“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上，大街上车驰人往匆匆不息。不知底蕴，谁能知道这儿竟是一座意欲推翻封建王朝的宅第？

走进幽幽的门内，是一壁森森的隔板。上方，悬着赵朴初题写的“大通学堂”横匾。清静的三进院落里，干干净净。一进院右手第一间即为当年的督办室，也就是校长办公室，居然像传达室一样地守在大门口而不是在学校最深处。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四（1907年7月13日）下午，秋瑾正是在这间屋里被捕的。北面是学生宿舍和体训室（健身房），一排仿制的军乐队服装整齐地挂在墙上，桌上是一排泛着幽幽金光的大小军号，让人难免想起“喇叭声咽”的当年——

那天上午，秋瑾就已经得到省城三百清军正前往绍兴缉拿自己的消息，形势万分危急。她的同志，也是学堂的体育教习王金发专程从他乡赶来，拉她一并撤离。王金发为浙东嵊县秘密会党的首领，被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后，遂成为干将。徐请秋瑾回绍接任督办的信，正是这位“东南一英杰”（孙中山赞王金发语）在上海向秋当面转交的。然而，秋瑾殉义主意已决（此前曾给在沪好友写信诀别），便“以自己系女人，毫无证据，即被捕亦无妨，而催王速行，与竺绍康等为后图。金发不从。促之再四，声色俱厉。金发不得已，逾墙远遁”。黄昏时分，一阵狂乱的拍门声惊动了大通学堂，有两个留校的学生从这道门冲出去，却立即被子弹打翻，其中一位还坠入门外的河中。枪响震惊了整个绍兴城。清军官兵从这个神秘的院落里带出了那个爱着男装的秋督办和在场的多位学生，而所有的被捕者都被反绑了双臂，学堂内的军械、文件等也悉被抄走。只有两年历史的大通师范学堂从此成为一个历史符号。

二进院是当时学生们的课堂和大厅。读过当年学生的回忆录，知徐锡麟、秋瑾治校非常严——学生们一律不得穿鞋入室，所有的鞋子，要整整齐齐摆放门外；从起床、熄灯，到上下课、出外操，一律以军号为令；每天有三堂“兵操”课，晴天去数里外操练，阴天便在走廊四周跑步，秋瑾每每亲自带队；泅河时凡不敢下水者，必遭教师推搡，开步走若不规范者，则难免被教师用未开刃的指挥刀敲击小腿。全然一所军校。

现在我们不必脱鞋入室了，但我已经在心里向这所老房子脱帽致敬了。这里已经辟作“光复会史迹陈列馆”，一幅巨大的图片上，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王金发、蔡元培、章太炎、鲁迅等二十几位浙江籍的志士，正目光沉稳地逼视着每位后来者。横匾是“浩然正气”，内外黑漆的木柱上，深镌着一副笔意潇洒的对联：“石破天惊，光复风云越地起；披肝沥胆，辛亥英杰侠魂归。”

院中的方亭，亦即当年的大通礼堂。想象一下秋瑾飒爽英姿在此训话的情景，觉得历史其实并不遥远。

最后一进是个优美得让人意外的院落：天井成了一池碧水，四周回廊相通，正房五开间原为教员办公室，现已成为“徐社”——纪念徐锡麟的“祠堂”。

徐锡麟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比秋瑾大六岁，是绍兴城外东浦镇望族徐家的长子，天资聪慧，尤好数学。自幼家课凡十载，曾中乡试，想不到这最初的“功名”，竟为以后的捐官取得了“决赛权”——任你多有钱，出身白丁是没有资质做官的。从事革命活动后他自号“光汉子”，不言而喻，他一心要做“光复汉人江山之子”。创办“大通”之前，他曾为府学堂经学兼算学教习，还创办过热诚学堂，故很受知府大人赏识，遂擢为府学堂副监督，即绍兴地区最高学府的二把手。“徐社”里，有这位文采飞扬的革命领袖为热诚学堂撰的对联：“有热血人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

徐氏古学功底很深，字也写得漂亮。试想当年，徐锡麟拟的这则“招生广告”，会令绍兴城里多少热诚学子心潮激荡。读此联时，我竟走了神儿，妄生出“恨不早生七十年”的念头。

徐锡麟与同乡的另一位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联手募款创办这所“师范学堂”，根本不是给政府培养师资的，他们要办一所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训练基地。因为政府不准民间办军校，所以，他们只能以办“师范”和“体育专科”为名来取得合法手续。徐家本为富户，其本人又是绍兴府知名人士，故“大通”开学之日，府、县两级官员及乡绅们纷来祝贺，他们谁也想不到，徐锡麟、陶成章等“校董”们竟会是“谋反”的“匪首”；而每一个学生，都已经成为秘密的光复会会员。为了拥有更大的权力，掌握自己的武装，徐与陶等五人遂共同捐官——花钱买官。清时，国库空乏，清廷特允无“前科”的绅民“出仕”，阶级明码标价，官衔按质颁发，但都先是虚职。由是，徐摇身成了四品衔的道员（俗称道台），陶则成了知府。他們以各自的新身份去了日本。已经在日本留学的秋家台门的玉姑（秋瑾的乳名）接待了徐锡麟和妻子，并与之结为革命同志。徐本想考入日本军校，却因“目短”（近视眼）而未遂。回国后，为了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发动起义，得手后会攻南京，并一举占据东南，这位“道台大人”通过父辈关系去了安徽，而把大通学堂交给了正在上海办报纸的秋瑾。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借自己任副校长（会办）的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阅兵操之际，毅然举兵起事，亲执双枪击毙了被他请来的安徽巡抚恩铭（满人），但却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当晚被审，第二天凌晨即惨遭剜心之刑。

当初，正因获知安徽那边徐氏“起事”的消息，浙江当局才慌忙派重兵前来绍兴逮捕了秋瑾，并查封了大通学堂。一场即将震动全国的武装起义遂因徐与秋的被难而夭折。

轩亭口的巾帼英雄

秋瑾死难地在距大通学堂不远处的轩亭口，一个热闹非凡的交通干线中央。从胜利路拐到解放路上，南下几个路口，即可见到秋瑾烈士纪念碑。碑呈正方形，造型别致，1930年落成。碑座正面刻有原光复会会长蔡元培撰写、书法家于右任书丹的《秋先烈纪念碑记》，碑身镌着浙江省主席张静江题写的“秋瑾烈士纪念碑”。此碑东面，立有一尊秋瑾的汉白玉雕像，其后新建的宽大影壁上，镌着孙中山于辛亥革命后在西湖畔凭吊秋瑾墓时题写的“巾帼英雄”四个金字。

轩亭口位于绍兴城的中心，原有候轩亭，为唐代所建，后世曾在亭前临街建楼。岁月流逝，亭与楼废，近年绍兴人在原地上新建了“古轩亭口”牌坊，黛瓦朱栏，很有古韵，柱上的对联让人诵读再三：“冷雨流去侠女血，春风唤回英雄魂。”

秋瑾纪念碑是王子余联名蔡元培倡建的。王子余比秋瑾大五岁，亦为社会贤达，曾与秋女士同为明道女校教习。两人志趣相投，坦心议政，把酒赋诗，关系甚睦。王后来也在蔡元培的介绍下加入光复会，秋瑾准备起义前组织光复军，其军服就是其弟将自家的几亩田卖后购置了十八台缝纫机赶制的。秋被捕后，王远避上海，两年后回浙当选为省咨议局第一届议员，民国后历任地方要职。民国十七年（1928）他担任绍兴县建设委员会委员，亲择秋烈士死难地立碑筑亭纪念，还在城内的府山上修筑了“风雨亭”以供世人缅怀，孙中山的那副致祭秋瑾的名联，即镌在亭柱上：“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孙中山曾与秋瑾在日本会晤，秋瑾是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位浙江人，并被委以浙江省主盟人的重任。革命成功前夜，这位杰岀的女革命家竟喋血自家街头，这怎能不让领袖怆然思之？至于选择府山建亭，是因为山上有象征着报仇雪恨的越王的高台，山下有历代绍兴府衙与山阴县衙（府山因之得名），而当年，秋瑾就被关押在县衙里。

1939年3月，一位英姿勃勃的人士在视察完浙江抗日前线以后，顺道以游子身份回籍省亲并祭扫祖墓，同时也专程看望了姑母一家——王子余老人正是客人的姑父。来客祖父与王先生之父还是同赴苏北做官的好友，可谓亲上加亲。因有二十年未与原籍联系，故此番回乡，宾主都十分欣喜。客人是年42岁，姑夫与秋瑾等人死里逃生闹革命时，他乃十龄童。面对有光荣革命履历的长辈，客人极为恭敬，并手书岳武穆的《满江红》赠予姑夫。子余先生则颇为兴奋地回赠内侄五言诗一首：“廿载音书绝，连朝情话欣。老去总伏枥，当待纪奇勋。”

他的这位内侄果然不负先人嘱望，真的为家族、为绍兴，更为整个中华民族建立了“奇勋”——此人便是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

不过，在周恩来离去五年之后（1944年），70岁的辛亥革命老人王子余即离开了人世。彼时，绍兴已是日军占领区，汪伪政权拟请一位有声望的人出任绍兴维持会会长，所拟名单的头一位，即“王子余”。老人耻任伪职，避居乡下，并对子女说：如逃不脱，即学文天祥投江自尽以身殉国！未久，老人便愤然谢世。

如今王子余已经鲜为人知了，但他一手筹建的秋瑾纪念碑却长久地矗立于绍兴最繁华的路段中央。中流砥柱一般的秋瑾，平静地矗立于车水马龙之上，一双美丽的眸子在安详地看着越来越繁华的绍兴——她的正面，是府横街，绍兴的一条商业街；她的身下，就是一个安全岛，时时庇护着过往马路的行人。

望着她美丽的眸子和青春飞扬的身材，谁个不心疼？

秋瑾被捕当晩，即在绍兴府衙内遭会审。绍兴知府贵福乃精于中原文化的满族官员。他曾在秋瑾接任“大通”督办时亲往致贺，秋校长显然给了知府大人非常美好的印象，以致他不光与之合影留念，而且特为秋女士留下了“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的嵌名对联——他知道，写过“身不得，男儿列；性却比，男儿烈”的秋女士，乃国中争取男女平等第一人，曾自题别号“竞雄”，所以，他用这样巧妙的文字游戏表达了自己对女杰的钦慕。然而，当他亲自从省城搬来重兵将秋女士囚入死牢时，才知眼前这位丽人的刚强与坚忍。他亲自讯问，但秋瑾“百问不答”。最后，当他问其朋友有谁时，秋女士开口了：“大通开校之时，你不是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全球，并一起摄影吗？”“案犯”的反唇相讥令他大为惶恐，怕祸及自身，遂不再问。次日下午，他命山阴知县李钟岳复审秋瑾。

李乃山东安邱县人，是一个良知未泯的县太爷，大通学堂开学时，他也曾随贵福前往祝贺，而秋家台门又正好在山阴县境内（绍兴府位于山阴与会稽两县之间），所以，他不得不奉命行事。率兵去抓捕秋瑾时，见大兵枪弹横飞，他连忙喊：“但加逮捕，弗加伤害！”唯恐伤及秋瑾。审讯时，他也没按贵福的要求严辞逼供，只让秋女士自个儿把供词写下来。时室外细雨凄然。秋瑾握管，沉思良久，挥毫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字，便再也无语。贵福未得口供，责怪李知县讯问不力，便授意刀笔吏伪造了一份“秋犯”供词强捺上秋的手印，匆匆上报浙江巡抚，要求将其“先行正法”。那纸秋瑾的绝笔，则被内心凄楚的李钟岳携回家珍藏起来。

六月初六（7月15日）凌晨，大批官军列队于府山下的山阴县女狱。“禁婆”（中年女狱警）打开牢门，一见到秋瑾即“战栗不能言，泪落如线”。秋瑾知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她平静地向监刑的李钟岳提出三个要求：一作书告亲友，二临刑勿解衣带，三勿枭首示众。她至死也要保住自己做人的尊严！李钟岳只能答应死囚的后两个要求，并“泪随声堕”地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兵士趋前架行，秋瑾一声怒喝：“何必拉扯！”便引臂受缚，坦然自行。轩亭口一直是绍兴的刑场，每有强盗伏法时，总有大堆百姓前来看光景，甚至有人相信用死刑犯的血蘸馒头吃下去能治病的蒙昧之说，鲁迅的名篇《药》里对此有形象而生动的描写。秋瑾乃“谋反匪首”，且是女流，故此时虽天尚昏暗，但仍“观者如堵”。秋瑾从容立定，告刽子手：“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举目四顾后，才闭目曰：“可矣。”刽子手杨阿嘉手起刀落，一颗带漂亮粗辫子的头颅便滚落地下。人群悚然。

这是怎样的悲壮啊！秋瑾的真实而凄然的死使人感动莫名。当我写下以上史料时，犹会被这位至美至纯至勇至豪的民主革命先驱的凛然赴死激动得浑身发紧。这一年，女英雄仅28岁啊！

秋瑾之死，立即被上海和天津租界里的中国报纸披露出来，轰动了整个中国，世人无不对清政府的残暴表示愤慨。那时，尚没有对一位女政治犯下毒手的先例，老大一个帝国，竟会对一个年轻的世家女子处以斩首极刑，足见得这个政权的色厉内荏。那时的朝廷，从慈禧太后到各地方大臣，在强大的舆论批评浪潮面前，无不惶惶然却无力反扑。更多的普通中国人被一个美丽女子的悲壮故事所感动，认定大清朝气数已尽。大清朝因悍然处死了一个卓尔不群的女性而加速了自己的覆亡。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