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精神面貌，也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核心价值观传承。几千年来，我国对家风的重视历经时代更替、沧海桑田，已成为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它是中华民族基因里的闪亮底色，更是流淌在中华文化血脉里的“黄河长江”。

【家風，家庭核心价值观的结晶】

众所周知，家庭是人成长的摇篮。在这里，从呱呱落地、嘤嘤学语、成德养性，到成年后安顿身体、释放疲劳、享受温暖……有什么样的文化理念、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便会造就什么样的家风。家风，因此成为家庭（族）核心价值观的结晶，具体体现在家训、家规上，如孝友家风、勤俭家风、诗书家风、耕读家风等。

虽然“家训”一词始见于魏晋南北朝，但中国传统的家训最早出现于周代，如周文王姬昌告诫子孙“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逸周书》）。周公诫子伯禽，“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群书治要》）。

到汉代，开始流行诫子书，最著名的莫过于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给儿子刘盈留下的《手敕太子文》，训诫其要“读书练字，尊老用贤”。东汉经学家郑玄写下了《戒子益恩书》，著名史学家班昭则写下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女诫》。曹操作《诫子植》，诸葛亮作《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刘备则告诫儿子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奠定了后世家训、家规的典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世家大族，对家风的认识和重视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家风由父”，皇侃的观点堪为代表。西晋文学家潘岳在《家风诗》中自述家庭风尚，并通过歌颂祖德，来赞扬自己的家风，自我勉励：“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这是“家风”一词的最早出处，从此之后，“家风”之说流行开来。与之相随的是家训流行。著名的《颜氏家训》就是北齐颜之推所作，人称“家训之祖”；连一向蔑视传统的嵇康也作《家诫》。

唐宋时期，家规、家书更为普遍。唐太宗李世民教导诸王子“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司马光的《家范》、苏轼的《与子侄书》、欧阳修的《与十二侄》、陆游的《放翁家训》，更是名家手笔，蔚为大观，千载流传。其中最特别的是司马光所作《家范》，他将此书与另一本名著《资治通鉴》同等对待，将其视为“齐家通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人开始重视家风、家教，理财、治生、治用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如南宋著名词人叶梦得的《石林治生家训要略》，就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治生”问题的家训。

明清时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以家书训子，以家规治家，风尚不减。朱元璋即位第二年就编撰了《诫诸子书》，明成祖朱棣编撰《圣学心法》，仁孝文皇后自编《内训》，康熙整理《庭训格言》。明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规》；清代陈宏谋编辑《五种遗规》、姚舜牧的《药言》……名儒王夫之，名臣张英、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更是以家风家教为事业，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童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适应儿童的特点，将关于家风家训的篇章整齐押韵，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便于记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后世不少家庭都将它们奉为圭臬。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亦曾看到在毛氏宗祠的神龛上供奉着一套《曾文正公家书》。

【倚重家庭生活的中国人】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家风培育。是什么原因促进这样一种传统的形成呢？归结起来，首先是社会生活的原因。简而言之，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马克思认为：“家庭是个人最初加入的群体，是个人和社会的纽带和桥梁，个人在社会中活动，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人从降生到老死的时候，脱离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脱离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赖。你可以没有职业，然而不可以没有家庭。你的衣食住都供给于家庭之中。你病了，家庭便是医院，家人便是看护。你是家庭培育大的，你老了，只有家庭养你，你死了，只有家庭替你办丧事。家庭亦许依赖你成功，家庭却亦帮助你成功。你须用尽力量去维持经营你的家庭。你须为它增加财富，你须为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这样仰望于你，社会中亦是以你的家庭兴败为奖惩。最好是你能兴家；其次是你能管家；最叹息的是不幸而败家。家庭是这样整个包围了你，你万万不能摆脱。”一席话，道尽了家庭在个人生存、人伦关系、社会生活等一切方面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造就了“家国同构”的秩序共同体和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家风正是儒家文化得以传承不衰的一种载体。家风文化不仅仅旨在齐家，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修身是齐家的基础，齐家又是治国的前提。对于古代的士大夫而言，“齐家”是人生之路上重要的一站，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治国理政的“实习基地”，不仅终其一生投身于实践，也希望家人子孙后代都能上报社稷，下显祖先。因此，对子女的教育训导就成为重中之重——个人愿望与家国情怀自然地融为一体，这是传统家风中格外给人动力、富有温情的原因所在。

【微言大智慧，家风显魅力】

家庭既是个体生命的成长之地，又是连接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天然纽带。纵观古今，无论是诸如浙江郑义门、山西乔家大院、福建客家等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还是如王夫之、张英、曾国藩、梁启超等人才辈出的家庭，其繁荣昌盛的密码，都不外乎家风正、家运昌。他们的家风，无一例外均注重对家人子孙道德素养、文化教养、处事能力等的培养，做到了立身与处世的结合、孝亲与教子的结合、家运与国运的结合。

多数家庭在家风孕育上，首重立身与处世。

《颜氏家训》的理论依据便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之推的这一观点深受后世看重。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入清后在颠沛流离的环境里，丝毫没有放松家风，他的《王氏家训》中言：“立志之始，在脫习气。习气熏人，不醪而醉……以之读书，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杰地。以之事亲，所养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义。”王夫之的长兄王介之也作有《耐园家训》。他本人“煮脱粟，薪榾拙，鹑衣草冠四十余年”，与王夫之一样，都希望通过自己和子孙们的共同努力，以好的习气改变当时流行的浮世风气。

王介之晚年的座右铭“到老六经犹未了，及归一点不成灰”与王夫之的座右铭“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堪为同调。这样的家风，使王氏后代卓尔不凡，王夫之的长子王攽著有《诗经释略》，次子王敔操守高洁，博学能文，系“楚南四家”之一，又有“楚南三王”之誉，著有《蕉畦存稿》《笈云草》《姜斋公行述》等。到清末，王氏的后代依然享誉乡间。

清代名臣张英、张廷玉的家风以“兴让”著称。张英身为宰辅，不恃权压邻，而是律己从严、宽厚退让。他告诫后人：“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不仅如此，他还给自己退隐后的生活立下规矩：“予于归田之后，誓不著缎，不食人参。”其子张廷玉出身进士，位极人臣，仕宦三朝。为官几十年，雍正称他“和平端正、学问优长”，人称“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他继承并发扬乃父居官当清廉的思想，认为为官之道第一点就是清廉，如他在《澄怀园语》中所言，“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

张英和张廷玉宦海浮沉多年，在与其他同僚接触时免不了会有摩擦，处理好同僚关系并非易事。据《清史稿》所载，“英性和易，不务表”，张英一直秉持对自己严谨、对他人宽容的态度，指出切勿“饭不嚼便咽，路不看便走，话不想便说，事不思便做”，他在《聪训斋语》中言：“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也。”这说明张英是一个谦让且有原则之人，著名的“六尺巷”的故事中，“让他三尺又何妨”这句诗便充分展现出张英的气度。

在张英的言传身教下，张廷玉为官之时亦待人宽厚，多年来，他均能虚心接受同僚的意见，“凡人度量广大，不妒忌，不猜疑，乃己身享福之相，于人无所损益也”。张廷玉以下，张家人才济济，六代共出进士13人，其中入翰林者12人，可见其家风家教的魅力。

在成德养性方面，曾国藩堪称典范。他以自己为榜样，要求子弟立大志、纯习气、重读书，以德立身，以学养身。并坦言：“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左宗棠也一样，他告诫子孙，“读书做人为终身之计”，“读书非为科名计”，“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

如果说，成德养性是家风的核心，那么读书明理就是立身的关键，历史上类似的故事和诗文很多，孟母断杼教子、皇甫谧年二十始勤学、悬梁刺股、映雪聚萤等历史典故，以及“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等著名诗文都着意于此。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专立《勉学》一篇以教育子孙：“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戒奢戒贪，是与成德养性、读书明理相鼎立的好家风之“三足”。

纵览古今，不少有识之士均要求家人子弟尚俭尚廉，不执着于贫富贵贱。如陶渊明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黄庭坚云：“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堂常作灾。”陆游在《家风》一诗中说道：“春耕秋钓旧家风，门巷荒寒屋壁空。”康熙在《庭训格言》中也强调“俭约不贪，则可以养福，亦可以致寿”。

唐代名相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一生清贫、两袖清风，名声极好，他对儿子说：“人皆因禄富，我独因以官贫。所遗子孙在清白耳。”曾国藩认为，作为父母，留给子女的应该是为人做事的品德，而不是金银。留品德于后世，可使子孙后代受益无穷，相反，留金银于后人，会使子孙以为有钱可恃，吃父母的老本，放弃奋斗，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败家害己。于是，在曾国藩的信条里，“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并且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敬祖爱亲、父慈子孝、兄弟和睦、夫妇有别、朋友有信，这是儒家五伦倡导的伦理关系。中国传统家风注重孝悌人伦的培养与教化，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指出，“忠臣之人首先必出孝子之门”。在这一点上，为人父母者首先要作出表率，颜之推将父母等居于“上伦位”者的身教作用称为“风化”，子女对父母的行为自然而然仿效。

《颜氏家训》云：“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孝”字不仅限于家庭内部，出门在外，孝的涵义便会转化为忠、敬、信、友、勇等品德。与居家讲孝同样重要的是，家风孕育中还特别重视择友。人作为社群动物，无论是出外求学、宦海交游都离不开朋友。曾国藩甚至对子弟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因此，“择交乃人生第一要义”。

【家运与国运交相辉映】

家运和国运自古就是一体的，前人早就认识到，齐家与治国平天下同等重要，大多数好家风都将家运与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

《易经？家人卦》中说：“正家而天下定矣。”那些胸怀天下、渴望建功于朝的官员从来没把“正家”看作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事。相反，对家人子弟的告诫，都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生休戚为重。如金华胡氏家训倡言：“为官当以家国为重，以忠孝仁义为上。”王渔洋要求子弟：“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杨慎临终遗言：“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林则徐更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梁启超则对孩子们提出：“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无一不是在家风家教中注入为国家的责任担当。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只是一个乡村秀才，然而他却多次告诫儿子曾国藩要为公忘私、尽职勤政，“予惟望尔靖共尔位，辅佐圣君新政，天下久享升平之福，无愧厥职，即是报恩于万一也”。并劝他尽职即是尽孝，不要以父母为念。

坐落在山西灵石的王家大院中刻有“王氏家训”，特别提出：“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病。” 这个绵延数百年的家族源出太原，由农及商，人丁渐旺，继而读书入仕，遂“以商贾兴，以官宦显”，成为当地望族。据现存《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记载，早在明朝天启年间，静升王家已是“士者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农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利湖海，据资万千”。其家族气势，可见一斑。

静升王家世代谨守家规。十五世王梦鹏获取生员学位后，不谋官、不贪财，烧掉借贷契据，建桥梁等，以孝义之行信服于乡党。十六世王奋志经商起家后，在千里之外的直隶、山东广设饭棚施舍食物给当地穷人。十六世王中堂及其长子王汝聪，先后捐银六千余两，赈救灾区灾民及鳏寡孤独、无力就学的学子，乡民送堂号“乐善堂”，取“乐善好施”之意。

位于陕西韩城的党家村，从元至清，生活着党姓、贾姓两大姓族人，“国则思忠，家则思存，民则民信，为人之根本”，其积善行德、利济乡邻的家风已融合成为一村之民风。湖南岳阳的张谷英村，几百年间谨守着“识时务，顺天然，重教育，兴礼义”的族训，在“孝、和、勤、廉”四字的熏陶下，安稳栖居。在浙江余杭的西溪洪园，生活着一个钱塘望族——洪氏家族，他们倡导“信赏以劝能，刑罚以惩恶”，一面引导子孙居家树立道德标杆，一面防止士风败坏。

中国历史上一直重视家风家教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如史上罕见的神奇家族——江州义门陈氏，到唐朝中和四年已是数代同居五十多年，此后更是十三世同居，宗族千余口。多次受到唐宋朝廷的优遇和旌表，同时也蠲免了陈家的苛杂徭役。

这个家族与当时任何一个家族不同的是，从来不分家，实行聚族合炊，一同劳作，财产共有，俨然一个桃花源式的社会。《德安县志》记载的“一犬不至，百犬不食”的故事，更是“江州义门陈”的一个象征。据传义门养犬百余，同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皇帝听后不信，就趁视察灾情时到义门陈村视察，他命侍从将带来的100个米粑撒到石槽里，当时来了99条狗，每条狗嘴里衔了一个米粑，其中一条狗衔了两个米粑，但都没吃，等到这条狗将其中的一个米粑交给一条迟到的瘸腿狗后，才一起吃起来。宋太宗后来专为其御书“一犬未至百犬不食，牢内异物皆效义；一吠突起百吠齐怒，寨中同声共护门”一联。

浙江金华也有“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历元、明、清三代十五世而不败，鼎盛期间“食指三千”，一方面得益于其对经典《郑氏规范》的执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统治者的推崇。

《郑氏规范》里对于郑氏家族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如家长负责总治全家大小事物，所有事物可分派子弟分别负责，但必须遵守礼法，即一言不可妄行，一行不可妄为。如果家长犯了错误，全家都可以去鞭策他，但不可以伤害家庭和气。负责掌管全家缴纳赋税和增加田产的掌门户，必须要老成之人来担任。同时在他们家族里还有负责纠察一家是非的监视，负责此事之人则要求刚正严明，可以服众。当然，如果这些岗位的负责人不称职，那么可以另选更加贤能的人参与。这些岗位通常都设置年限，每两年一轮，为的是能有更多人参加家族的管理。

明代名臣宋濂年青时曾到郑义门求学，得以博览群书，后又在郑氏创建的东明精舍执教二十余年，出仕后极力推崇郑氏家风。他曾亲自参与《郑氏规范》的制订，在他所著的《浦阳人物记》一书中，用专门笔墨记述了郑义门几位先祖的事迹和郑义门的好家风。这使得郑义门名声更隆，在元明时期日益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封建王朝在县以下虽然设立有乡、里、保、甲、村、亭等机构，但基层通常处于涣散状态，故倚靠基层自发的族规民约、家风家训，能有效地化解纠纷矛盾、维护地方稳定。借助于宗法制度下的伦理规约，也即由家庭到国家、伦理到政治的一体化的治理路径中，家庭是统治者实施教化的重要场所，孕育出好的家风，就能达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强调“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家风标示着一个家庭的独特精神气质与道德风貌，良好的家风关乎着家人子女健康成長、清新社会风气的塑造，同样是达成基层社会“善治”的重要内容。今天，时代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家庭规模小型化，但是，传统家风家教的智慧依然闪耀着其光芒，是新时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五位一体”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奠定我们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不管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我们应该借鉴前人的智慧，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以更大的智慧去孕育好家风，促进中华民族强大的向上向善基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