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乔

提起民国的大家族，许多人对“宋氏三姐妹”可能比较熟悉。然而，在当年，文化界里最有名的却是教育家张武龄的四个女儿。秦瘦鸥先生曾评说“张氏四兰，名闻兰苑”，足见她们在当时的影响力。张家四姐妹平和温润、知书达理，昆曲、书法、丹青、诗词无一不精，被世人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娶到她们的四位幸运儿更是学贯中西、出类拔萃。

不仅如此，除四姐妹外，张氏家族的六个儿子也是相貌出众，品学兼佳，各有建树。在这些儿女身后，不得不提他们的父亲张武龄，正是得益于这位民国教育家开明的家风和对教育的透彻理解，才造就了民国历史上这十位英才。

【叔祖母的气韵】

四姐妹中，比较特殊的是张充和。充和出生于上海，因为母亲陆英拉扯四个孩子过于疲惫，叔婆识修很心疼，便把最小的充和过继来自己照顾。所以在八个月大时，张充和就被抱回了合肥。虽然离开了母亲，但得到了叔祖母更多的爱护和教养，这也使得她在幼年时就吸收了两大家族的门风和传承。

在张充和的幼年教育中，叔祖母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叔祖母法名“识修”，出身于官宦世家，伯父是李鸿章，她奉父母之命嫁到了合肥张家，识修的丈夫是张树声的次子张华轸，即张充和父亲的二叔。识修唯一的女儿和外孙相继离世后，她逐渐看破尘世，生活重心转向一心一意的修行，除了虔诚的信仰外，她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充和身上。

识修为张充和请的私塾老师，均是颇具知名度的老师。但是，对于名师是否胜任良师之名，识修并不盲从，她有着自己清晰的考核标准。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亲自考查充和的学习情况，如果结果令她满意，那么请的教书先生便是合格的。

张充和不到六岁，就能将《千字文》和《三字经》倒背如流，早上8点到下午5点，她都和先生一起在书房里。读书之外的时光，是和叔祖母一同度过的，充和熟悉这样清简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晚上8点就寝，次日早上3点起床，在仆人为她梳洗的时间里，会轻声背诵钟爱的诗词或是佛经。

余英时曾言，张充和之所以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无所不能”的境界，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上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

叔祖母离世后，张充和才返回父亲身边生活。虽然此前也经常回家小住，但这一次却与以往大为不同。家中的兄弟姐妹们对她的归来都十分欢迎，尤其是三位姐姐更是喜不自已。二姐张允和后来在《曲终人不散》里这样回忆道：“小四妹神得很，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张充和在叔祖母那里学来了扎实的古文底子和令三个姐姐自叹不如的书法，三个姐姐同样也有她所不及的学问——那就是新学。与张充和一样，三位姐姐们也自小开始读书识字，父母亲用心的培养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回报，而张家所独有的教育方法和培养模式也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并深深影响了她之后的学习和生活。

张家的教育到底有何与众不同，这还得从张充和既熟悉又陌生的父母亲讲起。

【古诗书里的风雅种子】

张家是合肥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其曾祖是晚清名臣张树声，曾任两广总督，据《清史稿》言，张树声兄弟九人，他排行居长，二弟树珊、三弟树槐、五弟树屏后来皆为淮军将领。张家靠抗击太平军发迹，终成可堪比李鸿章的大家族。合肥当地有首民谣《十杯酒》，其中有这样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鴻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足见其家族的影响力。

祖上为旧式显族，至张家四姐妹这一代，家族虽然几经搬迁，但声望依旧不减，是典型的大家族，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每天光吃饭的人数就达到四十几个。

张家的读书风气浓厚，这一点远近闻名。在当时很多大家族尚未意识到佣人文化水平的重要性时，张家就已刮起了一阵“全员学习”的风潮，从主人开始，到膝下的儿女，再到周边的亲友、仆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到这场文化学习中。母亲陆英鼓励所有保姆都跟着认字读书，方法还很独特，她自制了许多文字小块，上面是一些常用字，每天早上保姆们给陆英梳头时，可以借摆在梳妆台上的文字方块学认字，等头梳完，字也认完了。

姐妹们的保姆会相互比试，看谁学得好，孩子们都当起了小先生，暗自给自己的保姆“开小灶”。如此风气，成效是可见的，保姆们素日里除了聊天、完成分内活计外，还会三五成群地谈论诗书、写字，虽然不求甚解，但也的确有人受益于此，厉害的甚至可以自己写家书，阅读《再生缘》《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张武龄嗜书如命的个性，在家中人尽皆知。大姐元和对于父亲爱书的故事了如指掌，她曾回忆，当年在上海时，父亲最喜欢到四马路去买书，而且买书不是一家买完便罢休，是沿着马路边的书店一家家买下去。第一家看完的书，有时会丢在第二家书店，第二家书店的书看着看着，便走到了第三家书店。所以，每次出门买书，父亲的后面都跟着几个男仆，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把书扛回来，而是跟着父亲一家一家地捡书。

那时的官宦人家大都知道书是个好东西，也要求子孙多读书、读好书，日后能光耀门楣，然而不少缙绅富户的小辈们会因为生活过于安逸而缺乏节制，甚至沾染上不良习气。张武龄则不然，虽然他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却是洁身自好、滴酒不沾，家中最大的便利条件就是可以让他随心所欲地买书。书商们尤其是苏州的书商几乎都与张家打过交道，每逢新书一到，书商们就捆起来送至张府，张武龄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书商们亦相当看重这位“财神爷”的眼光，每次张先生光顾，都会全程陪同。

因为藏书甚多，张武龄在苏州声名远播，成为城里数一数二的藏书家。书一多，如何放置便成了问题，张武龄命人做了许多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专门放置在大房里。张家的书房一共有四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陆英在布置书房时特意将书随意摆放，而不是整齐地摆在书架上，她这样做的目的是营造一种“到处都是书”的氛围，且张家对孩子们读书从来不做限制，任何古书、新书一概任其翻阅。

果然，在这种“小心机”的设计下，孩子们慢慢培养出了捧书就读的习惯，书房成了孩子们陶冶情趣、获得滋养的智慧海洋。

当孩子们读书有疑问时，张武龄会不厌其烦地讲解；他还常给孩子们讲故事，在张允和的记忆中，她所学到的不少古典故事和诗书情节，便是父亲在不经意间传授的。张武龄很喜欢篦头，尤其喜欢女儿们给他篦头。然而，玩心十足的小姑娘们都不喜欢此事，有时还会用梳子边戳父亲，边念念有词：“烦死了，老要篦头。”这时，父亲应和着说：“做什么戳我？”女儿便顺势扔了梳子。父亲见状并不真的生气，把头发理好后问道：“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每到这时，张武龄就会开始讲起故事。

他讲的故事不但有趣味还有文采，比如一则成都诗婢家的小故事：注四书五经的郑玄（郑康成）家里尽为诗婢、书婢。一天，一个丫头跪在院中，另一个丫头看见问：“胡为乎泥中（为什么滚一身泥巴）？”跪着的丫头答道：“薄言往愬（也曾向他去倾诉），逢彼之怒（他反而向我大发怒）。”家中丫环玩笑时皆用《诗经》中语，可见郑玄通过细微言行所倡导的家风。

后来的张允和文采飞扬，有人说她的文字“有风骨，有神韵，情致浓烈，富有生活情趣和哲理；既有女性作者之细腻，又透出一种阳刚气”，这一点或许是自小跟着父母亲混在诗书斋里才得来的。

对于昆曲这一融合音乐与诗文之美的艺术，张武龄同样情有独钟。周有光回忆：“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有一年除夕，父亲张武龄撞见孩子们正和一些工人丢骰子、玩骨牌，每盘下几分钱的注。赌博这事张武龄深恶痛绝，但当时他没有横加指责，而是顺着小孩子爱玩的心，以漂亮衣服、上台表演作“诱饵”，很自然地引到昆曲学习上。他和子女们谈条件，说如果不玩骨牌，就可以跟老师学唱昆曲，还可以上台演出。

苏州本是昆曲的发源地，于是张武龄常年包下戏园的一整排座位，帶着全家老少去看红脸关公和温婉秀丽的杜丽娘。一开始，孩子们只是觉得好玩，后来则愈发喜欢。待孩子稍长，张武龄便让孩子一边看戏一边对照戏文，还请来昆曲名家教孩子识谱拍曲。花园中的花厅此后成了戏台，她们拿来母亲的梳妆盒，敷粉、抹脂、点唇，像模像样地把母亲的丝帕围在腰间，花团锦簇，闪亮登场，看客是父母、老师、奶妈、佣人。

昆曲本就是诗词的语言，张武龄这番巧妙的引导，又让孩子在古文方面精进不少。在父亲的志趣熏陶下，四姐妹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并一生与昆曲结缘——大姐元和成为昆曲度曲家，与丈夫顾传玠携手致力于昆曲的研究和教授事业；二姐允和与俞平伯等人成立“昆曲研习社”，著有《昆曲日记》一书，被誉为“奇人奇事”，成为昆曲领域的珍贵史料；小妹充和先后在哈佛、耶鲁等多所大学执教书法和昆曲，并促成昆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文、昆曲给张家四姐妹的生命烙下了印记，她们在笔墨纸砚、丹青画卷中得到了高雅的浸润；又在昆山腔调、水袖婀娜中体会到了古朴的境界。无论她们长大成人，还是成家立业，甚至各奔东西，这些早已播种在内心深处的风雅种子都根植于心，成就了她们令人敬佩的素养和与众不同的魅力。

【尊重天性，用好天性】

张家四姐妹虽然同父同母，却长成了“两黑两白”的肤色，不仅如此，各自的性格上也各有不同：大姐文静端庄，二姐是出了名的“淘气大王”，三妹忠厚怕羞，小四妹始终规规矩矩。

四女六子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女孩的名字没有半点含花带草的妩媚，而是带有“两条修长的腿”，男孩的名字里都有个寓意“家”字的宝盖头。原来，张武龄希望女孩子们可以自由发展兴趣和爱好，尽可能地挣脱礼教束缚、迈出闺阁、走向世界；而对于家中的男孩，则希望他们光大祖业、继承家声，但不管走多远，也要记得回家。在那个年代，从给子女的命名中，就可窥见其格局不凡。

张武龄对孩子们从来持开明宽容的态度，在孩提时代，苏州楼阁亭台、花廊水榭的大宅，给予了孩子们一方嬉闹玩耍的天地。“每天我们只要离开了书房，放鸟归林，这里就不再安静。我们有时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更多的时候是疯疯癫癫爬山、玩水”，张允和在《张家旧事》一书中回忆道。这种开明的态度，与张武龄自身广泛的爱好、独特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张武龄经常会迸发出奇怪的想法，因此被他的小舅子称为“张奇友”。张武龄之子张宗和曾在日记中写道：“回家看见爸爸把我们的房间用了乐益里的布景遮了起来。听小五狗说，爸爸在夜里跑到楼上，把二翠、高干、四姐吓坏了。二翠当是鬼，跑到四姐房里，把门锁了起来。四姐当是强盗来了。”日记中还记着一件更有趣的事情：

有10点钟了，我到家。在通乐益的门口坐了一个人，好像是妈妈。我问她为什么坐在这里。她说：“等你爸爸。”我上楼看见爸爸在四姐房里。正讲他俩吵起来的事。爸爸央着我们下去，请妈妈回来。妈妈不回来，一定坐在门口。爸爸去了，说了几句好笑的话，把大家都引笑了，四姐更笑得厉害。我们把妈妈拥进爸爸的屋子坐着。爸爸讲了上海十三爹十三奶吵架的好笑的故事。我们吃了点东西后，看见爸爸和妈妈又说又笑。我们知道没有事，就回到楼上。

日记里的“四姐”正是张武龄最小的女儿张充和。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张充和被誉为“民国最后的才女”，无论字、画、诗乃至昆曲，都有极高的造诣，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就是‘玩。”抱着这种心态，她高高兴兴地“玩”了一辈子，最后以102岁的高龄告别人世。

张武龄对许多新鲜事物也是兴致勃勃，比如新学、照相机等。他专门在家给孩子们请了两个文字先生，一个教文言文，一个教白话文。再大一些，他便为孩子们请来一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这位女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很熟悉，她的身影曾在叶先生的《三叶集》中出现过。吴先生拓展了张家姐妹另一片知识的领域，她教孩子们音乐、舞蹈，还教算术，孩子们接受到了比当时其他学生更为全面的教育。

女孩子天生妩媚，对算术不怎么感兴趣，对舞蹈却很喜欢，还央求着家里给她们每人置办一套练功衣和软底鞋，穿上后，俨然一副舞者的模样。舞蹈技艺如何尚不知晓，但小姑娘们却不胜欢欣，随即摆出了造型拍了张照片。照片冲洗出来了，姐妹们欣喜地取过照片细细端详，三妹妹觉得自己照得太不雅观，于是直呼“丑死了、丑死了”，然后倏忽之间，二姐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已经把照片上自己的那张脸抠下来了。多年后，当姐妹们回忆起来时，大家都乐不可支。

就像女孩们对舞蹈感兴趣一样，男孩子们对父亲置办的二十几台照相机爱不释手，对当时十分罕见的留声机、家庭小型放映机更是好奇心十足。对此，父亲允许孩子们随便玩，从不因为担心孩子们会破坏而将新奇的东西束之高阁，孩子们从中获得了很多探索的乐趣。

一方面，张武龄在家中任由孩子们自由释放天性，打闹玩耍；另一方面，张武龄也非常注重规矩和家教。比如家里来了客人，孩子们一定要在客厅的一侧规规矩矩地向客人打招呼，等到佣人端着糖果盒子上来后，才能安安静静地依次退出，绝不会出现在客人面前闹着要糖果的举动。

四姐妹很小的时候，陆英就要求她们一丝不苟地认字。在几姐妹中，张允和最不愿意学字，陆英见状，想了想便咬牙将她关进了书房，张允和被关进书房后先是大哭一阵，之后便呼呼睡去了。可夜间醒来，陆英还是不肯开门。第二天，被关怕了的张允和只好乖乖认字。

夫妇俩更是放手让奶妈们严格管教孩子，奶妈们对孩子的吃、穿、用样样都管，立下了不少家规。

张氏夫妇二人感情很好，张武龄性子好，从不大声打骂下人，仅有的一次教训手下聚赌，也只是敲了敲脑门儿以示警醒。母亲陆英十分能干，对下面的人也从来不苛刻责备。夫妻二人各有一个书房，但父亲的书房有一排大大的落地玻璃窗，父母亲可以隔窗相望。这样的布局既给了他们各自活动的空间，又可以随时沟通。

女儿们曾在父母的书房外见到他们隔窗谈话，眉目间流露出暖暖的爱意，母亲在书桌的铜镇尺上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或许便是他们双宿双飞的夙愿。只可惜母亲英年早逝，父亲望着她的脸庞不忍离去。但是，伉俪情深却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中，學着父母的样子，女儿们各自的爱情也如同父母一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张家四姐妹对父母的感情很深，直到后来父母都去世时，凝聚成一句真挚的话：“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足见两代人感情之深。

【“忏悔的贵族”】

张家的教学模式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是不入章法的。她们所用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老师们筛选出来编辑，然后由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用钢板蜡纸刻出来的。张武龄对教育一事极有责任感，有着强烈的教育情怀，也许是父辈为官的经历让他有很多感悟，又或许是当时世态炎凉让他无意仕途，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办学，甚至倾其所有为之付出，因此有人称其为“忏悔的贵族”。

张家四姐妹成长的那个年代，女子上学非常少见。张武龄为了让女孩子们也可以上学，开始兴办幼儿园、女子中学等，但因种种原因，所办的学校均没有持续多久，只有1921年创办的乐益女子中学，坚持了17年。

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极受好评。余心正先生曾在《启蒙先贤张武龄》一文中写道：“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然后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乐益女中这所新式学校，校名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为创办女中，张武龄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学校里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张武龄不仅首开先河，招收女学生，同时表示凡是贫寒人家的女儿，一律不收学费。

乐益女子中学曾遇到经济困难，有人要给学校捐款，张武龄却拒绝了，说：“无论财务多么困难，我都不接受外界捐款，因为我要独立自主办纯正的教育。”为此，他不惜拿送儿女出国留洋的钱来办学，很多亲戚嘲笑他：“钱不花在自己儿女身上，花在别人儿女身上。”

对此，后人评价道：“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了什么？为的是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还是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唯其如此，方能我行我素、独立自主。但是，他又绝非嗜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的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非常多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

张武龄的气节不仅让他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多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结成了朋友，还聘请到许多思想先进的人士来校任教。在乐益女中，他们或正襟危坐讲词曲，或激情澎湃论时势——其中有张武龄亲自聘来的教务主任侯绍裘，他曾在“五卅”运动中担任上海学联总指挥，主持建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有张闻天、叶圣陶，再加上柳亚子、匡亚明……这些名字，都直接与中国历史进程有关联。学校里的女学生们开运动会、演话剧，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还用英文演莎翁的《一磅肉》（即《威尼斯商人》）等知名话剧。

如此办学，张武龄的四个女儿们自然加入其中，与其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如说是父亲探索教育的好帮手。她们与更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们一块学习时，就如同鱼儿由江河入海一般，从一块“小乐土”进入了“大乐土”，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才华在细枝末节里发酵】

乐益女中，不仅是四姐妹最初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也是她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步。

女中是苏州最早兴剪短发的学校，每次校际运动会，乐益女中一群短发朝气的女学生们列队出场，都是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在体育上，三姐兆和是出了名的运动健将，当时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五张”名声在外，照片还登过报纸，兆和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

学校里有不少社团组织，若干年后，张允和对这些社团活动依然记忆犹新。那时学校经常会有一些文艺会演，作为文艺积极分子，姐妹们每次都会登台唱起扣人心弦的《游园》。但同样的表演方式让她们有些乏味了，所以她们渐渐地对话剧产生了兴趣。继《游园》后，张家姐妹们又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了《风尘三侠》，其中大姐元和饰演红拂，三妹兆和饰演李靖，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三妹兆和平时看起来比较害羞，但她有一样爱好，就是出演滑稽戏，每次上台前都把自己画成大花脸，甚至还自称是“万能博士”“天外来客”，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学校还会组织学生们去郊游远足，张家姐妹积极参与其中，还经常赋诗作文，寥寥数字，却极见功力，如张兆和写道：“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哪不惜芳华。”张允和写下：“高山枕大川，俯视意茫然。沧海还如客，凌波谁是仙。江山欣一览，帷读笑三年。击楫情怀壮，临风好着鞭。”

此时的张家四姐妹少女初长成，端庄秀丽，许多男子大为倾慕，叶圣陶曾这样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儿女感情上的事，张武龄主张儿女婚姻自己做主，对络绎不绝上门求亲的人说：“儿女的事情，自有他们主张，与我无干。”张家是大户人家，四姐妹都是名门闺秀，但几个女婿都不是出自传统意义上“门当户对”的权势人家。

大女儿张元和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品貌出众、多才多艺，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有“大夏皇后”之称。追求者众多，却无一人入她法眼。那时，顾传玠早已是名满天下的昆曲演员，在昆曲界的地位相当于京剧界的梅兰芳，按照当时人们的观念，再有名的角儿也是戏子，昆曲演员配不上张元和这样的大家闺秀。但张元和爱昆曲，也爱顾传玠这块“玉”，最终突破种种成见，二人结为终身伴侣。对于元和的“下嫁”，当时上海的大报小刊大肆渲染，一时沸沸扬扬。

二女儿张允和的丈夫是周有光。二人相识时，周有光的家族已经衰败，要娶张允和这样的大家闺秀还是有压力的。结婚前，他给张允和写信：“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有十页纸的长信，意思只有一个：“幸福要靠自己创造，而不是靠家庭、靠父母。”这样的观念正是张武龄教导给女儿们的。周有光后来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夫妻感情也一直非常融洽。

三女儿张兆和的丈夫沈从文，在当时也只不过是家世清贫、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四女儿张充和的丈夫是德裔美国籍犹太人傅汉思。这位“老外”是著名的汉学家，与张充和有很多共同语言，二人后来均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感情和睦。

与张家四姐妹一起成长的，还有张家的六个儿子——四位姐姐优雅出众，六位弟弟亦非庸俗之辈。

张家长子张宗和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期间，与张充和一起参与了俞平伯发起的昆曲社团谷音社。他曾任教西南联大，后来去贵州大学教授戏曲和历史。

二子张寅和是位低调的诗人，诗写得很好，聪慧过人，读完光华大学后赴日本留学。他早期曾在《申报》工作，在诗词上颇有造诣，可惜天妒英才，去世较早。

三子张定和是作曲家，很有个性，人也细致，曾任中学音乐教师、中央戏剧学院教师、中央戏剧学院艺术研究室研究员等职，在音乐方面造诣颇深。

四子张宇和是张家唯一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对农学、植物学有深入研究，曾担任南京中山植物园的研究员。

五子张寰和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继承父业，担任乐益女中校长，始终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张寰和是张家十姐弟中唯一留在老家苏州九如巷的孩子。九如巷中有一口古井，张寰和被称为“最后的守井人”，他晚年还注重收集档案资料，提供给档案和史志部门。

六子张宁和是十姐弟里年纪最小的，他是张武龄与续弦韦氏之子，是十姐弟中唯一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受三哥定和的影响，十分喜爱音乐，也颇具天赋，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

这个家族里的孩子们，还创新性地创造了一条情感的纽带，时至今日，依然如期与张家的子孙们以及所有人相见，这个纽带就是家庭刊物《水》。

1929年，《水》在苏州九如巷张家创刊；1995年10月28日，《水》在北京复刊，张允和正是复刊的“始作俑者”，当时已近九十高龄的她，开玩笑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小刊物的最老编辑”。《水》的撰稿人包括张家十姐弟和周有光、沈从文等张家女婿，以及叶圣陶、葛剑雄、范用、郑培凯等与张家有交往的名家。

这份刊物里写的都是家庭琐事，不拘一格，题材不限，散文、小说、诗歌、杂文等皆可刊登。“有文章、有诗词、有書法、有图画，还有蜡染。这是家庭里的小玩意儿”。孩子们自己选材、撰稿、刊印，家长们不仅没有插手其中，还把学校的印刷设置借给他们。当张家的孩子陆续从中学上到了大学，《水》始终没有停刊，即使有一年因为战争举家搬往到上海避难，仍旧照常出版。

之所以起名为《水》，沈从文曾这样说过：“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硬，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水》至今仍在自发编辑发行，从纸质到网络，从文人墨客到普通读者，从一个家族内的小文学刊到社会文化焦点，这一份被称为“流动的斯文”的刊物，不知不觉中走过了七八十个年头。张允和曾在复刊之际感慨道：“一泓清水浸润了近七十年的岁月，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永存一个美美的嫩嫩的池塘，我想让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们共享《水》的甘甜清纯。”

这份情怀有继承、有创新，当年张家的先人张树声精心修复了沧浪亭，张武龄带着孩子们“守着九如巷的老井”，而今这一辈，却用这份《水》滋养着张家的子孙们，维系着一个大家庭的血脉亲情。

张家四姐妹已相继离世，当年的风采和芳华已成为记忆，沈从文曾将这种消逝称为“残酷的自然规律”。张家的家风，如春风细雨润泽孩子的心灵，如细水长流滋养孩子的生命，最终培育出满门芬芳，浇灌出这一脉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