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娜

清代的王夫之认为，诗歌创作应当“内极才情，外周物理”，只有“貌其本容，如所存而显之”，才能“因性之自然，穷物之微妙”。同样的标准其实也适用于中国画。画家只有注重“格物”，以心会物，以情感物，才能观物之生，观物之理，才能使作品合自然之理，传自然之神。正如宋人的花鸟画，虽然强调刻画细节的真实，但却没有使画面流于表面的描摹，而是在对物象单纯、朴素的表现中，表达着一种富有诗意的自然性，充分体现了宋人花鸟“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特点。形和神的关系，在宋代花鸟画中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中国画“形神兼备”的审美理念，强调的是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意味，追求的是一种不能尽言的“意”与“韵”。如果没有对自然物象虔诚的探求，必然无法表现出生命的广大与精微，只有“格物”方能走向“致知”。“格物”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写生，是“师法自然”，是向自然学习，从而获得对心外之物的智识。这是中国画需要永恒探讨的命题。

西方的写生重在表现画家所“见”之物，中国画的写生则更加强调“心”对“物”的选择性，中国画中的“物”也因为“心”的参与而更加具有独特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是画家不同的情感状态所显示出的不同艺术特征。正所谓“以象为据，随心造型”，画家以主体精神去感受物象的真、物象的美，将自己所思所想安放于物象之中，融会成极具生命力的表现形式。在花鸟画中，写生也不仅仅是再现花鸟的视觉形象，而是通过“写形”达到“传神”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