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庆

(中山大学 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275)

自20世纪90年代“三农”研究者关注农村“空心化”现象以来，“空心化”一词流行至今，几乎成了描绘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图景的代名词。21世纪之初，我从研究家乡福建东南沿海的孙村开始，关注“同乡同业”经济现象，那是一种不同于中部地区农民到珠三角、长三角工厂流水线打工的经济活动与生计方式。如果大量中青年离家离村进厂打工，那么，作为农民工输出地的农村必然“空心化”。可是，流行“同乡同业”经济现象的区域，农村社会依然活跃，经济活动与社会联系、文化活动相辅相成，呈现出不同于“空心化”的图景。探究产生此种图景的路径及逻辑，便是我于2012年夏写作《“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一文的动机。当年我提出“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仅限于对北起浙江温州、中贯福建莆田、南至广东潮汕及雷州半岛的沿海地带“同乡同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对中国广大农村来说，这不过是特殊类型农村里的特殊现象[1]。十年过去了，“同乡同业”发生了许多演变[2]。那么，一直被视为“空心化”的更为广大的农村，是否产生某些新的变化迹象？

一、县域内的城乡流动现象引人关注

在中国的社会学家中，费孝通早在1948年就注意到城乡流动中城乡联系的一面。他说：“乡村里的人口向城市移动原是普通的现象。……在这里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些乡村里被吸引出去的人口却留着一个根在乡村里，并没有把这些人完全吸收到城市里，成为和乡村脱离了关系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