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治刚 许紫薇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57）

1972 年，荷兰裔美国学者霍姆斯 (James Holms) 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作了题为《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主题发言。该论文对于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名称、性质、研究领域、问题设置以及学科范围提出了创建性的意见，被公认为翻译研究学派 (The Translation Studies)的奠基之作，是翻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尤为可贵的是，在谈及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研究(function oriente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时，霍姆斯强调研究的兴趣不在于对翻译作品本身进行描述，而在于描述他们在接受者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因此是语境而不是文本的研究。对于该类研究的进一步重视，就可以带来“翻译社会学领域的发展”。[1]或者，更确切地说，叫做“社会—翻译研究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因为它不仅属于社会学，而且也是翻译学的一个合理存在的领域。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开始受到学者关注，对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成为译学研究的新议程。到了90 年代，翻译研究者开始系统借鉴社会学理论讨论翻译问题，以期使翻译研究的体系更趋于全面完整，由此产生翻译社会学。翻译社会学也被称为翻译的“社会转向”，是继翻译的“文化转向”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虽然社会与文化总是交叉甚多，难以区分，但许多学者都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过阐释 (Pym，2006；Chesterman，2006；Wo lf，2007；Tyulenev，2014)。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认为文化指的是价值观、传统惯例、意识形态等因素，而社会则指的是译者可观察的行为和译者执行工作的体系(Chesterman，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