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波，张 璋

(南昌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涉外文学”研究。“涉外文学”研究是王向远教授提出来的一个比较文学中的概念，指的是涉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其中，中国与日本相关的“涉外文学”又是研究资源较为丰富的一个领域。中日两国的文学与文化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这悠久的交往历史中，中日两国也在传递着历史文献与文化典籍，互相书写着对方国家的山川自然与风土人情，塑造着对方国家的形象。这样一来，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有关中国的表述，就是我们了解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理解中国的好材料。其中，日本文化语境中的南昌，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南昌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对外交流的历史。有关南昌的历史古迹、文人学者的记述，也散见于日本的各类文献典籍中。本文就是试图对东传日本的古代历史典籍、日本对中国历史典籍和南昌相关文化典籍的借鉴与吸收等问题进行分析与解读。

一、南昌的历史文化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借鉴与吸收

南昌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据《汉书》记载，南昌城为颖阴侯灌婴在公元前202年创建。灌婴是汉高祖刘邦麾下大将，奉命平定豫章之后，第二年就率部在此修筑城池，后被称为“灌婴城”。当时的城池，是在现在的南昌站东南方向约4公里处的黄安寺附近。这就是南昌建城的开端。在这之后，随着中国朝代的更迭和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灌婴城又先后被更名为“豫章郡”“洪州”“隆兴”“洪都府”“南昌府”等。1914年，中华民国在江西省设豫章道，1926年，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正式设置南昌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昌便成为江西省的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及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最终发展成一当代都市。

南昌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古迹。一般认为，“南昌”这一名称，意寓着“昌大南疆”“南方昌盛”。始建于东晋太元元年(376年)的西山万寿宫，主要祀奉的是道家四大天师之一的许逊。它融合赣派建筑风格，成为江南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被历代文人墨客写入诗文中。南昌的佑民寺作为中国古代的著名寺庙，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年)，是佛教禅宗“洪州禅”的发源地。“洪州禅”后来成为唐代禅宗的两大宗派之一，对朝鲜半岛、日本等地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佑民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得以修整与重建。赣江边上的滕王阁，是南昌市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滕王阁为唐朝滕王李元婴于公元653年所建，也是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湖南岳阳的岳阳楼齐名“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之后，滕王阁被历朝的文人作为题材写入诗作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初唐王勃在滕王阁建成后不久写下的流传后世的华丽骈文《滕王阁序》。文中，王勃写了南昌“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重要地理位置，同时也称赞南昌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将黄昏下登临滕王阁所见的美景给呈现出来。这些，都成为后人描绘南昌时反复征引的表述，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南昌形象的表征。建于唐天祐年间(公元904—907年)的绳金塔，是典型的中国江南建筑样式，承载了丰富的轶事典故，被称为南昌的镇城之宝。明末清初的画家朱耷，也是江西南昌人。他的山水、花鸟画不落俗套、独具一格，在日本具有一定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由青云谱道院改建而成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是八大山人生平及艺术成就的展示平台，同时也是一座具有江南特色的园林。近些年来，南昌市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是目前中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西汉海昏侯墓的发现以及内部的出土文物，不仅在汉代侯国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也再次彰显了南昌地区的悠久的历史文化。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相对，日本的文明起步较晚，发展迟缓，而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大晚于中国。这就决定了古代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模仿、借鉴与吸收方面。就史书而言，史学家司马迁早在中国西汉时期就创作了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中国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以及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已经有了关于日本的较为详细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671《后汉书》：“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2]1378《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3]803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史书所记载的日本历史，也是日本史学界研究早期日本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比于中国史书的发达，日本的史书则成书较晚，而且多是对神话传说、天皇及其家族谱系的记载。直到八世纪，日本才在中国的影响下出现了最早的两部历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这两部书都是在借鉴中国史书体例的基础上，分别记述了日本古代的神话传说与天皇家族的系谱。编纂史书的根本目的，是赋予天皇的统治以合理合法性。而且，日本直至十世纪初所编纂的《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与《日本书纪》合称为“六国史”)，也同样主要是对天皇及其家族谱系的记载。

尽管日本先后编纂了这些史书，但不得不说，与中国史书相比而言，日本史书在规模与视野方面都落后于中国。这是由于，当时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日本的首要任务是，输入中国先进的社会文化来提升本国文化。因此，日本方面才会不惜冒着巨大的航海危险，通过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大力输入中国的文化典籍，以充实并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而且，当时的日语假名文字尚未完全成型，日本人需要借助作为外语的汉语来写作，因此，这就导致了写作上的诸多不便之处。

二、中国题材作品的编纂与诗文画作所表征的南昌文化风貌

日本文化的相对落后，决定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单向的并且是全方位的借鉴与吸收。在这个进程中，有一定的中国的历史典故、故事传说被翻译、改写后传入日本，并被融入到日本文人的诗文创作中去。较早集中记述中国故事传说的是，成书于平安时代后期的《今昔物语集》和《唐物语》。《今昔物语集》约成书于12世纪初，是一部佛教故事集，分为“天竺”(印度)、“震旦”(中国)和“本朝”(日本)三部分。其中的“震旦”部分，就集中记述了有关中国的佛教故事。《唐物语》大约成书于12世纪末，是专门记述中国故事的故事集，分别翻译、改编了《史记》《汉书》《白氏文集》等中国历史典籍中的27则故事。相比于《今昔物语集》中的佛教训诫意味，《唐物语》则是多了一些猎奇性与文学性，而少了一些道德说教。《唐物语》中收录的多个著名历史故事，比如吕后、杨贵妃、王昭君等中国历史人物的故事，也都被后世所反复地记述下去。杨贵妃不但成为日本文人诗歌中的重要人物，即便是到了当代，也有井上靖(1907—1991)等作家继续以杨贵妃为主人公创作小说。王昭君的故事东传日本后，不但为当时的汉诗、和歌以及物语文学提供了题材，而且“随着唐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频繁，王昭君文学形象东传日本，开始扎根于日本并对相关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还融入日本文化中广为流传。”[4]同样，白乐天和他的《白氏文集》，不仅对《源氏物语》等物语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日本后来的汉诗与和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述的对于古代中国历史典故、故事传说的借鉴与吸收，体现出了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这里面还比较缺乏有关古代南昌城的记述。这自然是与当时的日本社会文化水平低下有直接关系。而且，本来中日之间的航海交通就不是特别发达，南昌又地处中国的内陆，这也就限制了日本人来南昌进行实地体验的机会。尽管缺乏的直接的体验，但是，传入日本的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是包含了南昌相关的记述的。这样一来，当时的日本人就可以凭借这些记载来获取有关南昌的历史风俗与文化传统相关的知识。这可以从中国史书、文学文化典籍的东传，以及历史古迹与文化名人的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中得到印证。

古代中国史书流传至日本，为日本人提供了有关南昌的地理风俗与历史知识。众所周知，日本自古以来就大量摄取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地理、历史方面的书籍。比如，中国的《史记》早在奈良时代就传到了日本。尽管当代学者对于《史记》东传日本的确切年份有所争议，但对《史记》东传日本这一事实是没有争议的。而《史记》中是记载了南昌相关的地理与历史知识的。比如，有关南昌，《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写道：“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5]2671这样一来，《史记》中所记载的南昌相关的历史知识自然也会传播至日本，为日本人所了解。同样的，《汉书》中所记载的南昌相关的信息也被传到了日本。《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中也记载道：刘邦打败项羽之后，派灌婴“下东城、历阳。度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1]850还有，中国的《禹贡》等地理书以及《左传》等史书中有关的地理历史方面的记述，也随着中国史书的东传而被传播至日本，从而对日本人的有关南昌的认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些著作都不是专门性的有关南昌的地理历史著作，再加上当时的南昌建城历史不长，而且此后行政区划以及城名也多有更换，所以，与其说塑造了南昌形象，倒不如说传播了有关南昌的一些历史地理知识更为确切一些。

在中国史书东传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刘宋时期雷次宗的《豫章古今记》。传至日本的明代冯梦龙辑录的《五朝小説》第6册、元陶宗仪辑、明陶珽重辑的《说郛》中就都收了《豫章古今记》1卷。尽管有的学者考证，《豫章古今记》的作者或许并非雷次宗，而是“或为唐人假托雷次宗而撰，亦或原雷次宗本有是书而后人附益之。”[6]116但是，作为专门记述江西南昌地理风俗的书籍，在豫章郡县的建制沿革、地理名称的由来、社会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都保留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本书的东传势必会为日本人的南昌形象的塑造，提供更为翔实的历史资料。

古代南昌的历史古迹、历史典故是南昌城的重要表征。那些以此为题材的诗文、字画以及相关的文人学者，也成为向日本传递南昌相关信息、日本构筑南昌城形象的重要载体。在历史古迹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滕王阁。在滕王阁建成后不久，初唐诗人王勃就写下了华丽的骈文《滕王阁序》，记述了南昌城以及滕王阁周边的景色。就是这首以滕王阁为题材的骈文，在后来被传至日本，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汉诗甚至是临摹汉字书法的载体。尽管王勃在中国历代诗人作家中并不算特别突出，而且，就连在他去世后编纂的《王勃集》三十卷，也在宋朝以后就失传了，但是，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在中国失传的《王勃集》，却在8世纪初期由日本的遣唐使带回了日本。《王勃集》写本的一部分，就收藏在日本的正仓院、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中。这也意味着从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起，王勃的《滕王阁序》就已经传至日本，并传递着由滕王阁所塑造的中国江南城池的异域景象。而且，《滕王阁序》不仅是作为诗文，也作为书法临摹的对象和茶道装饰的挂轴而广泛流传。日本的松山堂书店出版的中国宋朝黄坚编纂的《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也收录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这部古代诗文集，曾在日本、朝鲜等东亚各国被广泛阅读，从而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明治时代出版的丸井圭治郎的《唐宋文评释》、增田春耕编著的《古文后集余师二》等，也同样收录了王勃的《滕王阁序》，都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滕王阁所代表的古代南昌城的表象。此外，以滕王阁为题材的诗文还有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韩愈的这篇记文尽管并非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但也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滕王阁的建筑之美。这篇记文也传到了日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滕王阁这一古代建筑所承载的中国江南建筑之美。在日本江户、明治时代，户田仙橘编著的《唐宋八家文字解卷之1》、石村贞一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纂评二》、武村正名点注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赖山阳编撰的《谢选拾遗1》等，都收录了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

除去上述的诗人及其诗作之外，还有出身南昌的文化名人朱耷及其相关作品，也在中国的明清时代，也就是日本的江户、明治时代被传至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南昌的历史文化风貌。例如，竹内东仙编著的《清名家文编 下》中就收录了陈鼎的《八大山人传》。传至日本的陆心源所编《穣梨馆过眼续录》中收录了八大山人小鸟轴和八大山人山水轴。荣宝斋出版的《八大山人涉事册》也被传至日本，并通过里面的画作传达出八大山人内心的清澈与平和。在日本的大正、昭和时代，八大山人及其相关作品，仍然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重视。八田兵次郎编纂的《西洞清赏》一书，就收录了八大山人的《溪山无尽图》。他这样介绍道：“朱耷，字雪个、个山，号八大山人。江西人。明故石城府王孙。明朝灭亡后，成为僧人。画山水、花鸟、竹木，笔情纵恣、不拘成法。”[7]22这样的表述，显然是承袭了中国对八大山人的评价。山本悌二郎编纂的《澄怀堂书画目录》，对八大山人的《芭蕉小禽图立轴》《山水立轴》等十幅画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这样一来，八大山人及其画作在日本的传播，便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江西南昌的历史文化风貌。

三、日本文化语境中南昌表述的碎片化与非现实性

综上所述，在日本的明治时代之前，古代日本的有关南昌城的知识，主要是来源于传入日本的中国史书、以滕王阁等历史建筑为题材的诗文、八大山人及其画作等。所有这些，共同构建起了古代日本人有关南昌城的基础认知。但是，也应该意识到，这种认知还是较为碎片化的，并且具有非现实性的特征。所谓碎片化，指的是古代日本人关于南昌城的材料来源是零散的，并且所形成的对于南昌城的认知也是不完整的。上面已经说过，日本人对于南昌城的了解，主要是依赖于传入日本的相关的中国文献。而这些文献本身，就不是系统讲述南昌地方历史文化的书籍。因此，这就决定了古代日本人对于南昌认知的碎片化与零散化。

所谓非现实性，指的是古代日本人对于南昌城的认知，主要是基于书籍得来的，而不是依赖于他们自身的实地体验。这主要是由于，古代中日之间的海陆交通不甚便利，而且会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对于那些想要了解与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来说，阅读传入日本的中国书籍就不失为一条便捷的途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认知，会更加侧重于历史的、文化的层面，而非现实性的层面。而且，由于古代日本人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普遍怀有敬仰之情，因此，他们对于南昌城的认知也同样是有着憧憬与敬仰之情的。甚至也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人对现实的南昌城并无多大的兴趣，而只是意图通过对中国的历史古迹、历史文人的刻画，来表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敬仰之情。

当然，日本这种崇尚中国历史文化而忽略中国现实的态度是有其历史与现实原因的。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与中国之前存在较大的文化落差。日本一直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这位“老师”这里汲取所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营养。就像学生会尊敬自己的老师那样，日本也始终对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国抱有崇敬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中日之间交通的不便。众所周知，隋唐时期的遣隋使、遣唐使，不但耗费了日本大量的国力，而且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中国学习取经。尽管后来中日之间的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但仍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人来中国的实地体验，也就限制了日本人对于古代中国现实情况的理解。这也就促使了日本将目光仍旧放在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当时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汉字与汉诗文。汉诗文自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起，就在日本的宫廷贵族文学中甚为流行，并一直延续至日本的明治、大正时代。因此，那些中国史书、以滕王阁等历史古迹为题材的汉诗以及以八大山人书画为题材的书籍[7]，便也被日本人所喜爱，并从一个侧面塑造出古代南昌的历史文化风貌。

但是也应意识到，这种视角毕竟是偏重于历史的、文化的层面，最终，是要向现实层面的中国转换的。这种转换，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进行的。正如王向远教授所言：“中国题材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古代文学缺乏中国现实题材的局面，中国现实题材开始大规模进入日本作家的视野，……”[8]同时，伴随着这种视角的转换，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心态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由原来的对于中国的崇敬与美化转变为对现实中国的蔑视与歪曲。这时的日本文学、文化语境中的南昌形象，便由原来的传统的、文化的南昌变为了现实的、落后的、守旧的、破败的南昌形象。造成这样的结局，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日本的国力增强。也就是说，中日两国的国家实力发生了逆转，中国由原来的“老师”变为了现在的“学生”。再加上，日本自古以来，就对地大物博的中国有所觊觎，因此，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这种对于中国的、对于南昌的蔑视与歪曲更为变本加厉，与日本的民族主义一同沦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舆论宣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