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凌 王祖英

(三峡大学 民族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湖北宜都的邻苏老人杨守敬，《清史稿》本传有评述：“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于《水经》尤勤。”[1](P781)杨氏上承有清一代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郦氏功臣，下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构。杨守敬在舆地学方面的成就，罗振玉判其与王念孙和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为本朝三绝学”[2](P23)，图书馆学家袁同礼评价杨氏的成果“开舆地学之新纪元”[3](P1)，故杨氏卓然为晚清民初学术一大家。综括杨氏的83种著述，舆地学著作即达24种。杨氏治学的根基诚然在经史，但其数十年对舆地研究的浸淫澡雪，使舆地学成其为专精的领域，成就之高，令后人仰止。

《隋书地理志考证》(以下简称《考证》)一书，是杨氏正史地理志考证著述中的精品，对《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隋志》)的内容进行了大量考辨订补，解决了原书中许多固有的问题和缺陷，是《隋志》让人信服的考证性文本。华林甫评价它为“杨守敬研治历代正史《地理志》诸多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种”[4](P92)。华氏在杨守敬跋所述《隋志》“六大蔽端”的基础上，归纳出七方面的成就，分别为校补脱漏的州郡县，订正原文讹误，订正引用文献的讹误，校补脱漏删除衍文，乙正倒文，纠正总管府为西魏所置之误，纠正政区置废时间之误等。傅世金说：“不仅纠正了原书中的错谬之处，而且拓展丰富了它的内容，对梁、陈、齐、周、隋各朝地理志均有补注和考证，尤其是弥补了《北齐书》《周书》未设地理志的缺憾。”(1)参见傅世金《杨守敬集概览》，《宜都文史》第二十四辑(内部出版)2014年版，第8页。《考证》列名《清史稿·艺文志》中，堪称与《历代舆地图》《水经注图》和《水经注疏》“两图一注疏”相提并论的舆地学经典著述。杨守敬是清代舆地学考据的殿军，也是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难以逾越的重量级地理学家。尽管《考证》一书只是杨氏舆地学众多研究著述中的一种，但是此书的文献引据，颇具特色，能够透视出其研究范式。笔者拟对《考证》的引用文献略加申论，于中一窥杨氏舆地学考据的视阈、材料和方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博通淹贯：引用文献之规模

杨氏之学问，根基深厚，气象宏大，诚可谓博通经籍，淹贯百家。其舆地学的研究，即建构在这样厚实的学术底蕴之上，最后喷薄而出，自成一家。《隋志》原本三卷，大概6万多字，而杨氏之《考证》，按照古代九州的顺序分为九卷，尤其字数上，居然达到30多万字，杨氏考证内容的文字，大略为《隋志》原稿的4倍。其引用文献规模之博通淹贯，由《考证》一书就完全可以体现出来。

《考证》中的引用文献非常丰富，给人的第一印象，触目皆是引据材料，堪称这本舆地学经典著述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考证》撰著的主要过程，杨氏自己在《邻苏老人年谱·“四十九岁”(下)》有清楚的交待：“乃以《隋志》初稿别写一份付之，而自检各地志编入。”[5](P19)则《考证》的撰著，其立意甚早。《考证》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跋云：“粗有端绪，犹复补苴罅漏，至于再三。篇幅既多，厘为九卷。溯自草创之初迄今缮写之日，稿凡五易，时阅卅年。”[6](P550)《考证》初版时，就已经五易其稿。杨氏本来博学弘通，三十年中，不断对《考证》进行补订。因此，翻检《考证》，不能不为其中丰富翔实的引用文献而生感叹。华林甫先生对于《考证》的引用文献，有简略叙述：

广泛征引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李昉《太平御览》、乐史《太平寰宇记》、欧阳忞《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正史纪传和金石文字等各种史料。[4]

华氏只是言其引用文献之大略，没有具体而微的陈述，很难让人有直观的感受。《考证》一书，究竟引用了什么部类的文献？具体引用的规模和范围怎样？引用的频次如何？为什么要引用这些文献？这些引用文献与杨氏的舆地学研究范式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诸如此等问题，虽不关舆地学的宏大之旨，但有让人一窥其究竟的内心驱动。

笔者不惮繁琐，对《考证》中所引用的文献，作了一个细致的全盘数据统计，主要统计引用书目文献的数量和引用频次，具体统计的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端。第一，对同书异名进行整合，如《四夷郡国县道记》，又称《四夷县道记》《郡国县道志》《县道记》；《隋图经集》，又称《隋图经》《隋图经集记》，包括讹作《随国集记》等，一一予以查证，否则统计的书目数据会大大增加，且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第二，对同名异书予以区分，如《图经》，有《旧图经》《隋图经》《眉州图经》等；《汉书注》，有应劭的注本，也有颜师古的注本等，不能混同。第三，杨氏引用文献时，有时直接标注著述的篇目名称，也应进行相应的归并，如《晋语》，当归并至《国语》之中；《魏志》《蜀志》《吴志》，当归并于《三国志》中，同时还得区分《魏志》与《魏书·地形志》之间的关系。第四，杨氏有一些习惯性的表示法，如两《唐书》《史》《汉》以及两《汉志》等等，在统计频次时，应该予以区别。

通检《考证》全书之后，笔者梳理出所引用的著述书目，发现举凡经史子集、类书等文献，只要与《隋志》的内容考证有相关性，杨氏即力行搜括，引用的文献著述总数达260种，个中不难见出其征引规模之弘大与征引内容之丰赡。除了引用文献著作类，杨氏本精通金石文献和集部文献，其所征引之单篇(首)碑铭诗文记等，亦颇具规模，笔者一一摘出，谨罗列如下，篇目后括号内数字为引用超过一次的次数：

1《汉西岳华山碑》、2《郃阳令曹全碑》、3李卓《西山堂记》、4《述征记》(3)、5左思《蜀都赋》(5)、6张衡《西京赋》、7潘岳《西征赋》、8卢思道《西征记》、9王粲《登楼赋》、10宋玉《高唐赋》、11《龙藏寺碑》(8)、12《隋元公夫人姬氏碑》(2)、13《张猛龙碑》、14隋《宋文彪造澧水石桥碑》、15周《贺屯公墓志》、16《剑阁铭》、17《寻江源记》、18《高湛墓志》、19《都安王庙碑》、20《隋太仆卿元公墓志》(2)、21《洛阳记》、22汉《韩敕后碑》、23《刘宽碑》、24《郑列碑》、25北魏《郑曦碑》、26《贾思伯碑》、27唐《卢藏用书纪信碑》、28《湘州营阳郡记》、29《太公郃望表碑》、30《董穆墓志》、31宋之问《游陆浑山诗》、32《南都赋》、33马融《广成颂》、34《韩陵碑》、35柳开《游天平山记》、36宋《永初山川记》、37《隋宁赞碑》(4)、38《房彦谦碑》(2)、39刘逵《吴都赋注》、40《隋美人董氏墓志》、41《瓠子歌》、42《延陵显仲造像记》、43魏孝文《吊比干墓文》、44卢谌《征艰赋》、45《城冢记》(3)、46元纳新《河朔访古记》、47《赵州庄严寺碑铭》、48魏《凝禅寺三级浮屠碑》(3)、49《张始生造像记》、50王劭《舍利感应记》、51北齐《李清报德象颂》、52崔琰《述初赋》、53伏涛《北征记》、54鲍昭(照)《瓜步山揭文》、55梁武帝《舆驾东行记》、56《东阳记》、57《豫章记》、58张旦《迁州治记》、59《九歌》、60《高州诚敬夫人庙碑》。

杨氏引用的碑铭诗文记等，共计60篇(首)，其中石刻文献就有30种，将邻苏老人精通金石文献的特点展现无遗。这种引据，无疑增加了杨氏舆地学考据中材料内容的丰富性，不是单纯的显示博学，而是多维度的文献引据，体现出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阈，也适足证明杨氏在文献引用方面博通淹贯的特性。

《考证》一书引用文献规模的宏大，与杨氏的学术背景和治学路径是一脉相承的。杨氏早年即对舆地学青睐有加，光绪二十五年(1899)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1910年担任湖北通志局纂修，于地理沿革之学，浸淫其中数十年，造诣极为精深；兼之其人擅长版本目录之学，且勤于搜罗文献，为晚清民初藏书巨家，其曾孙杨世灿论其“以藏天下四十万卷奇书为学问参考”。则杨氏不独以藏书为善，其目录版本学的根柢和藏书之富，一则便于饱读典籍，一则实为严谨治学服务。因此，《考证》一书引用文献的博通淹贯，实渊源有自。

二、折衷群言：引用文献之类别

杨氏《考证》的主要成功处之一，在于《隋志》文本的基本信息考订修正，以及补充出大量隋代以及《隋志》失载的南北朝政区。这种自开户牖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引用文献作为支撑材料，折衷群言，则容易流为凿空之论。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舆地学亦一度成为显学，与现代历史地理学有紧密的联系。舆地学研究的主体内容，主要侧重于疆域变化、政区沿革、地名水道的更改迁移等，包括山川湖泽、城池古道、关隘名胜等的演变，也是其研究范畴。历史地理学继承了传统舆地学的一些基础性研究范式，多注意地理环境以及演变规律的把握，有学者提出从空间、时间、要素三个角度综合观照。三者研究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加深特定历史地理的复原以及历史发展轨迹的探讨，可以更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认知。华林甫细致地阅读文本，统计分析《考证》补出了南北朝和隋代12州、16郡82县，评价“这项补遗的工作，实在是功德无量的学术贡献”[4]。这种历史地理的存真复原以及历史发展轨迹和规律的探讨，需要建构在大量专精的历史文献信息的把握上。从《考证》引用文献的不同部类，实能大致了解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上述260种引用著述文献中，笔者简单以经、史、子、集、类书等五大类别进行分类整理，统计数据如下：

1.经部(含小学)：15，占比5.8℅；

2.史部：206，占比79.2℅；

3.子部：7，占比2.7℅；

4.集部：26，占比10℅；

5.类书：6，占比2.3℅。

明显可以看出，史部文献的征引，占据了接近百分之八十的份额，而经部、子部以及类书三个类别，仅仅占比百分之十左右。所谓经部的引用文献中，经学文献是《尚书》《诗经》《左传》《春秋》《周礼》《礼记》等典籍，笔者细检，其所征引的文字，大多数与历史地名紧密关联。如《尚书》所引的频次为26，绝大多数引用文字跟《尚书》的《禹贡》篇相关。即便是所引经部二级类别中的小学类文献，笔者统计共有6部，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字林》《玉篇》《广韵》《集韵》，基本上都是针对《隋志》中出现的疑难地理名词中的文字，进行字形、字音、字义的考辨索解，故引用小学类专书，进行相应的阐释。从这两方面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出，杨氏《考证》文献征引，不同类别的文献，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

《考证》引用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史部文献，我们对其进行次级分类整理，具体分作正史类(含史注)、地理类、地方志类、政书类、其他类等五个部分，统计数据如次：

1.正史类(含史注)：40，占比19.4℅；

2.地理类：52，占比25.2℅；

3.地方志类：93，占比45.2℅；

4.政书类：7，占比3.4℅；

5.其他类：14，占比6.8℅。

《考证》中引用的正史类典籍主要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史记正义》《汉书注》等，二十四史中，唐代以及唐前代表性的纪传体通史、断代史，毕录无遗。其实，这比较符合历史地理学三个视角之中的时间视角。时间视角主要针对历史地理与时转移的特性，不同朝代的政区建置，会造成纷繁的古今地理概念，故对于历史地理时间断限的准确认知，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要考察清楚《隋志》中不同朝代的疆域变革、政区建置，甚或地名水道的更改迁移等，必须有一个历时的梳理，弄清楚这些历史地理概念随朝代更替而改变的关键节点，那么很多似是而非的认知才能够有确切不移的合理阐释。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考证》对于史注文献的引用，同样非常重视。其中重要的史注有《史记正义》《史记索引》、颜师古《汉书注》、应劭《汉书注》、臣瓒《汉书音义》、章怀太子《后汉书注》、《晋书音义》等，这些史注有效地订正了原正史文本中的部分讹误。所以这种征引是《考证》在吸收前人更严谨的学术成果，援为己用。

地理类文献中，令人瞩目的是《太平寰宇记》和《元和郡县志》，各自引用频次达到2000次以上，故确切无疑是《考证》中最重要的引据文献。另外像顾野王《舆地记》、范子长《皇朝郡县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祝穆《方舆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以及《地图》《周地图记》《隋图经集记》《荆州图副》等，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地理类文献。地方志类文献里，上至《大清一统志》《明一统志》《十三州志》，中间层级的《陕西通志》《广西郡邑志》《雍州志》《安顺府志》，下至一县一城的志书，如《长安志》《建康志》《夷陵志》等，《考证》是各取所需，加以援用。这两个门类的文献为145种，占引用文献的半数以上。疆域政区、山川关隘等，有其四至方位和限域，具备空间的属性。历史地理学中的空间视角主要指研究历史地理对象的区域位置以及属性，尤其是古代地理，其方位、空间限域等并非一成不变。故地理类文献，尤其是地方志类这种专书文献，对于解决《隋志》中历史地理对象的区域位置以及属性，提供了最准确的空间视角信息。地理类文献和地方志文献，包含有具体某个研究对象最丰富的要素信息，它同时满足了《考证》中应对的历史地理学要素视角，即所研究历史地理对象的具体内容，它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政书类文献以及其他类文献的引用，尽管只有22种，但它反映的是杨氏考释古代地理对象时的多维角度，也体现出杨氏舆地学考据的视阈。

另外，经过比对统计数据，笔者发现《考证》引用典籍中，频次差别非常大，引用最多的是《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分别达到2700和2600多次。施和金的整理本约470页左右，平均下来每页引用达6次。而引用超过20次以上的文献，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齐书》《魏书》《周书》《北史》《隋书》《旧唐书》《廿二史考异》《通典》《通鉴》《水经注》《周地图记》《隋图经集》《长安志》《郡国志》《舆地志》《一统志》《纪要》《广记》《纪胜》《名胜志》《尚书》等，共计31部。这些多频次的引用文献，主要对应着历史地理学的时间和空间视角。笔者在统计引用文献频次的过程中，也注意到另外一组数据，即引用1次和2次的文献，居然达到166种。这个部类的引用文献大多不常见，这本身就体现着某些具体信息的稀缺性。因此，它可以对应历史地理学的要素视角。引用仅仅一次的文献达137种，如《虔州图经》《东燕录》《六合志》《琼管志》等等，《考证》的这种征引，事实上反映出杨氏在面对历史地理对象的疑惑中，考虑到了这部类文献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杨氏《考证》的这种修订补遗工作，并不能空穴来风地臆想，必须依托大量信实的文献材料，确有实据，结论方能成立，而且这些成就的归纳总结，与杨氏引用文献的类别与侧重，是紧密关联的。

引用文献 中，还有一个小的类别，即清代舆地学考据已有的成果，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有关《隋志》的考证达95条，大多考证精详，《考证》征引《考异》达45次，并加以注明，一方面是对前贤的继承与尊重，另一方面以示不掠人之美，也展现出杨氏规范严谨的学风。又，洪颐煊《诸史考异》中有32条考证材料，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隋书札记》中有26条，皆多有创见。清代《隋志》舆地学考据的成果，肯定不只这些，杨氏失收，也是《考证》略显遗憾之处。

三、订愆匡谬：引用文献之功能

《隋志》为官修史籍，并非独自撰述，故此“体例实不划一，当是诸人合凑而成”[6](P87)，《隋志》原文本身留下不少难以掩盖的缺陷以及讹误。因此，根据其他专书文献，综合比对材料，罗列出考辨《隋志》错讹最信实的论据，则历史地理研究对象的是非曲直，可以水落而石出。

杨氏撰著《考证》的态度，相当慎重，从其多次版印的经历，可见出一斑。其初版，即后世所谓“宜都杨氏邻苏园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印成，因失于校勘，“乃大疵缪”。杨氏自己检讨云：“余书本未精密，加以草率镌版，贻此班疣。”[6](P86)故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重订本，且于每卷尾附录“补遗”若干条，“增删仅几万言”。从修订版扉页页背篆刻“光绪辛酉六月第三次校改本”的标记来看，修订本至少有3次校改。傅世金根据杨氏自撰《邻苏老人年谱》，对《考证》的成书，有详细的过程梳理：

四十八岁“与崮芝同起草为《隋书地理志考证》”；四十九岁“以《隋志》初稿别写一份付之，而自检各地志编入”；五十一岁“又增订《隋志》稿”；五十二岁“乃参互为第二次稿”；五十四岁“又校《隋志》，为第三次稿”；五十六岁“始以《隋志》写净本付梓人”；五十七岁“《隋志)刻成”。从起草到初刻，历时十年。(2)参见傅世金《杨守敬集概览》，《宜都文史》第二十四辑(内部出版)2014年版，第39页。

杨氏对于《考证》一书，应该是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征引海量文献，意旨非常鲜明，修正补订《隋志》本身的错误，避免以讹传讹，则自成舆地学与《隋书》之功臣。

《考证》引用文献，是为了论证并补充出研究对象准确的信息、纠正错误的信息，因此材料的典型性，直接影响到考证的效果。如杨氏在卷一考证“蒲昌海”：

按，蒲昌海今名罗布淖尔，在吐鲁番西南六七百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泽，一名盐泽，一名辅昌海，亦名牢兰，亦名临海，在沙洲西南。《山海经》称为泑泽。《史记·大宛传》：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汉书·西域传》：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千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水经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广袤三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其中洄湍雷转，为隐沦之脉，当其澴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于渊波矣。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按又有蒲类海，亦名婆悉厥海，在镇西府城西北八十里。本汉蒲类国地，唐于此置蒲类县，属庭州。又有西州蒲昌县，本名金满城，车师后王庭也。二县皆去蒲昌海千有余里，而《方舆纪要》及《五边纪略》皆误以蒲类海即蒲昌海，大误。[6](P138)

其转引《史记正义》中《括地志》所云蒲昌海之异名，再引《山海经》的异名作为辅证材料，同时引《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等正史的文本内容予以旁证，又引地理志类专书《水经注》和《水经》再次论证蒲昌海的确切所在。最后补充出《方舆纪要》及《五边纪略》误以蒲类海即蒲昌海的材料，以正视听。《考证》旁征博引，出经入史，左右堪逢其源，极大地丰富了《隋书·地理志》文本的内容。征引的材料具有出处，取择精审，按断则信而有征，为后人阅读《隋志》提供了文献资料和深层理解方面的便利。华林甫分析《考证》引用文献的具体形式，说：“其记载无误的，举诸书为证较简；其记载有误有漏的，则一一详为订误、补阙；有可疑而不可决者，则姑且存疑。”[4]说明杨氏对材料的取择，存在客观的选择标准，以证真为目的，同时强调材料征引的有效性。否则，徒然堆砌无效的文献，反倒会影响读者的判断。

我们还可以现存的《隋元公夫人姬氏碑志》(3)《隋元公夫人姬氏碑志》碑志原题“大隋故太仆卿夫人姬氏之志”，其父肇之职官具录如次：“周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东秦州诸军事、东秦州刺史、勋晋绛建四州诸军事、勋州总管、神水郡开国公”，清嘉庆二十年(1815)出土于陕西西安，后碑残毁，今尚存拓本以及原拓影印本。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双志》影印本，据原拓影印出版，互联网上有清晰图片。网址为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17/21/10886293_300688207.shtml.看杨氏征引碑铭证史的有效性。《考证》两次援引此碑，卷一“补遗”载录：“罢陇州”下，“《隋元公夫人姬氏碑志》：父肇，周骠骑大将军、东秦州刺史。据志，东秦已废于魏，不应周时尚有东秦也。”[6](P142)后世学者考辨杨氏“凡以封爵证明、校正、补充、纠谬政区沿革的，皆不足信”[4]，洵为的论，但是这条补遗中，即便杨氏受传统封爵证明政区沿革的考据方法影响，其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当初已经有所怀疑，毕竟这是一条相当有力度的反证材料，杨氏并不因此而隐匿材料，也说明其相对审慎开放的治学态度。又卷五“冀州”“置总管”：“《隋元公夫人姬氏碑志》：父肇，为勋州总管。”[6](P367)《隋志》以为西魏“置总管府”，《考证》卷一杨氏有按语：“按当云‘后周置总管府’”，卷二亦有按语：“当作后周置总管府。”华林甫界定杨氏“纠正总管府为西魏所置之误”[4]为一大功，《隋元公夫人姬氏碑志》中的这条材料就可以作为典型性的碑刻史料。尤其此碑为清代晚期出土，杨氏以出土墓志来证史，相对于王国维1917年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事实上更早。

《考证》大量引用文献，一方面以之证明弥补《隋志》原文的讹脱衍倒及缺陷，同时也顺带指出所引文献之误。如卷一“南由”条，其说明文字有“《通典》《舆地广记》作‘南田’，误”；卷二“南溪”条，考证文字“《寰宇记》不云‘梁徙置’，亦微误”；卷三“考城”条，说明文字曰“《地形志》作‘孝阳’，误也”等等，像这类的按断式说明，在《考证》中比比皆是。这里我们拟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杨守敬氏学术视阈的问题，其人治学格局甚大，并非专门针对具体而微的问题做详尽的讨论，而是具有开放的、广阔的舆地学考据研究视野；并非单纯地堆砌材料以炫博，尽管有那么一点失诸于博取约注的原则，但是拿不同的典型性材料进行参互校正考察，从中寻求历史地理研究对象更加合理公允的阐释。杨氏的舆地学著述并非率尔操觚，有其内在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体系，熊会贞这样说：“初守敬立意作疏，以为郦氏之注，本于《禹贡》《班志》，乃撰《禹贡本义》《汉书地理志补校》，以溯其源。以《经》作于魏人，乃撰《三国郡县表补正》，以考其世。以《隋志》魏近，《隋志》可证郦注，乃撰《隋书地理志考证》，以究其委。”[7](P295)这一系列的舆地学著述，实为《水经注疏》的撰著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同时也证明，《考证》并非只是资料汇编，而是与《水经注疏》可以相互映证的经典型著述。

学术研究的空间，永远没有止境。清末以来，臧励龢撰《补陈疆域志》[8]，岑仲勉撰《隋书求是》[9]，王仲荦撰《北周地理志》[10]，施和金撰《北齐地理志》[11]等。这些学术成果，基本上都是在杨守敬所树立的研究范式下进行的，是以《考证》等舆地学著述为学术基础的创新性成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杨守敬《考证》等系列舆地学著述的学术性影响力。杨守敬治学的气象博大，学术造诣堪称精湛。他在经学和史学的扎实根基之上，同时培养出极为广泛的学术方向和学术兴趣。综观杨氏的著述，我们不难发现他知识极为渊博，成果非常丰富。有人评价杨守敬“通训诂、擅考据、专地理、精版刻、嗜金石、长鉴藏、善书法”，称他集历史地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文字学家、书法家以及藏书家等于一身，可谓清末民初的学术巨擘，也是荆楚数千年学术史上的佼佼者。杨氏的舆地学理论和方法，高屋建瓴，让后人仰之弥高。我们从《隋书地理志考证》引用文献的规模、类别和功能等三个方面，概括杨氏舆地学考据视阈、材料和方法中“博通淹贯”“折衷群言”“订愆匡谬”的特征，其引用文献的丰富性能够反映出杨氏研治舆地学的广阔视阈，提供了具体翔实的文献材料，建构出舆地学考据中最信实的研究方法。杨守敬集清末舆地学考据之大成，开创了舆地学的新纪元，他在舆地学上的开创者地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其研究视阈、材料和方法系统建构出的研究范式泽润后世也必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