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露 孙宜学

(1.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2.同济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92)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汉语热”也在世界悄然兴起。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 向世界说明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必须。这既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的写照，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表现。从长远来看，这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必经之路。对内凝聚民心、增强自信，对外展示中国成就、中国精神，2004年孔子学院项目应运而生，蓄势而发。根据《孔子学院章程》，其机构性质定位即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1]2020年7月5日，为适应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需求，教育部设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言合作中心。“语言合作中心是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专业公益教育机构，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提供优质的服务，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搭建友好协作的平台。”[2]语言合作中心成立以后，孔子学院将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此后，孔子学院除了承担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职责外，更是带着它的语言优势和中外文化载体功能，彰显了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的功能和使命。目前，孔子学院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运作体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结构功能主义缘起于欧洲功能主义理论，后经美国社会学家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结构功能主义备受西方社会学界推崇，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其实，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逻辑依托于系统对其各部分的功能需要，它将社会看作统一的整体，认可各部分发挥的功能，社会因此而和谐发展。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认为，“社会是类似于生物的有机整体，并由各种要素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有一种‘普遍的和谐’关系。”[3]这一理论在实证主义研究中开辟了社会理论研究的新思维，在分析教育社会功能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孔子学院承担了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基本功能和社会责任，帮助各国人民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推进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交融和进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从组织建构层面对孔子学院教育存在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孔子学院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探寻孔子学院教育发展新模式，能为今后孔子学院教育建设提供参考，为其健康持续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推力。

一、理论与反思：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实现

作为面向国际的窗口，孔子学院的国际化工作需要有强力的组织支撑以及对应的结构功能，基于此，结构功能主义对于分析孔子学院的教育功能理论非常适切。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创始人英国社会伦理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和法国人类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等人提出的功能主义，他们从进化论的角度解释社会的意义。在他们的观点中，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被整合在一起，是因为这些部分遵从一套共享意识，即涂尔干所谓的集体良知(Conscience collective)。[4]孔德和斯宾塞认为，社会和生物有机体有着相似性，具体来说：生物有机个体由细胞、组织和器官等构成；类似的，社会由群体、阶级和社会设置等构成。生命想要延续，生物有机体各部分都要发挥作用；社会想要运行，社会系统中的各部分也要协调功能。功能主义在20世纪中叶得到显著发展，美国现代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将功能概念引入宏观结构分析，于1945年正式提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以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解释了行动体系的结构和过程。结构功能理论对社会有着这样的定义和解释：“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社会整体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其组成部分虽然会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5]社会行动系统，在帕森斯的理论框架(AGIL功能分析图式)下，具有满足四个最基本的功能要求，即功能模式。这四个功能是：其一,A-Adaption(适应)，一个系统必须能够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其需要的资源，这是系统为了生存和延续必须具有的手段；其二, G-Goal attainment(目标达成)，一个系统普遍具有目标导向，有能力确定目标次序和调动内部能量以集中实现目标；其三, I-Integration(整合)，一个系统由部分组成，为使系统作为整体发挥效能，各部分将实现联系和协调；其四,L-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潜在模式维持)，在一个系统运行暂时中断时，原有模式完整保存以保证重新运行时能照常恢复互动。“重要的是，如果使用关系图式去观察和描述社会中人类生活的事实，就规定了什么是充分观察的标准。没有必要观察一种社会关系的各方的全部行动或全部态度等等，只要确认该社会关系对于当前的目的来说是相关的‘特点’就足够了。”[6]孔子学院组织符合社会行动系统标准，AGIL功能图式对于分析推进孔子学院相关组织结构功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从理论上看，孔子学院作为教育组织，符合社会行为系统和组织发展的结构框架，它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外部获取资源，存在组织目标，并能协调资源；组织存在凝聚力，能够制定相关制度，稳定发展，实现目标。

依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需要具备某种结构，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并实现相应组织目标。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舞台，经济社会发展早已驶入快车道。国家之间紧密联系，紧密依靠，实难脱离对方独自发展。中国在扩大开放中与世界融合也更加深入。孔子学院的建设促进了中外人文交流以及文化互鉴，孔子学院教育的社会功能愈加凸显，它具备帕森斯所述的四大社会行为系统功能。分析孔子学院的结构功能，有助于为其提供发展建议打下理论基础。

(一)孔子学院教育具有组织适应功能

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机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孔子学院一般下设在国外的大学和研究院等教育机构中，在组织结构上即具有从市场获取相关办学、教学资源的能力。与此同时，这种嵌入式合作模式能够有效地将资源整合或者配置到相应的办学、教学活动中。简言之，孔子学院具有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以及运用资源的优势。

(二)孔子学院教育具有组织目标达成功能

孔子学院建设的初衷是为了推广中国文化以及开展中文教学，2004年，经筹备，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创办。在其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的过程中，促进人文交流、民心互通，推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目标和使命贯穿始终。当下，世界教育面临的环境复杂多变，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为孔子学院教育提出了清晰的国际化发展目标：“孔子学院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在海外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1]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带领和指导下，各国家各地区的孔子学院根据宏观战略目标，制定了符合当地特色的教学设计和文化传播计划，使其能稳步发展。

(三)孔子学院教育具有组织归纳整合功能

各国家各地区的孔子学院教育，虽然可能遵循不同的教学模式，设计不同的教学活动，但是它们的基本组织形式都为跨国合作办学模式。跨国院校合作为孔子学院教育的持续性和连贯性打下了基础，一定程度上也协调了孔子学院与境外学校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中方已向各国孔子学院派出数千名孔子学院院长、教师和志愿者，与此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本土教师加入孔子学院教师队伍。

(四)孔子学院教育具有组织潜在模式维持功能

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虽然是地域与理念的双重跨界，但是其组织潜在模式维持功能依赖于中华文化和办学理念的内化。孔子学院立体化的教育化直接冲击了国内外教育体系，革新的教育传播理念为维持孔子学院教育发展保驾护航。

明确孔子学院教育的四大社会系统功能即从结构上剖析了孔子学院组织功能，孔子学院教育发展需要与各组织互相协调，从国际市场获取办学、教学资源，并有效配置到国外教育组织结构之中，推进发挥四大系统功能的功效有助于提高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和核心竞争力。

二、实践与发展：孔子学院发展现状与社会担当

中华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关注，汉语热度也逐渐升温。面对“汉语热”的浪潮，中国政府及时把握时机，统筹规划，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开办孔子学院。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官网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全球范围内，已创办的541所孔子学院及1170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62国家或地区。各地区的孔子学院借助中外合作模式的优势，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也逐渐使孔子学院变成各国民众学习中文、认识中国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现状的关键场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广泛受到本土社会各界的欢迎、喜爱和支持。

孔子学院的日常运行(行政与教学)主要包含以下三个部分。其一,日常教学，即孔子学院常规教学、汉语水平考试准备课、口语强化课、周末兴趣班等。课堂内容主要参考教材，以HSK标准为参考指标，增加关于中国科技、医疗、教育、民生、旅游等方面的话题讨论，部分课堂也针对语言点和HSK考试内容备课。其二,文化活动，即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以文化推广为主的工作坊、常规口语角、游戏俱乐部等。节庆活动和文化工作坊的场所主要在孔子学院所在高校或附近中小学，形式有节目表演以及文化体验等方式。文化推广展台种类丰富，包含中国结制作、毛笔字书写、踢毽子、民俗服装试穿、中国舞体验、剪纸、棋牌介绍等；文化推广话题涵盖民族舞、木偶、戏剧、武术、书法、中国结、中国年介绍等。其三, 其他，即会议、培训、教学讨论会等。虽然中外教学的目标一致，但是具体的模式和要求可能存在不同，定期的培训和讨论有助于推进教师之间的借鉴和互助。这三个部分共同成为孔子学院发挥功能的基础，中文教学是孔子学院教育功能的核心内容，而文化传播则是孔子学院教育功能更深层次的内涵。

各国家各地区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加深了世界人民对中文和优秀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了中外教育合作和文化融合。在教育市场日益开放的今天，孔子学院教育发展相关资源跨国或跨境流动更加便利，孔子学院办学规模也不断扩大，孔子学院与其他国际教育组织的张力增大。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教育质量稳步提升，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对其所在国家的个人(学生)、组织(学校、文化机构等)、社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作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简·奈特(Jane Knight) 教授指出：“在教学中引入国际化理念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在校园中发生的国际化关系方面的关注，即鼓励思考在教学、学习过程中的跨文化和国际层面的现象，教育与当地文化社会以及民族社区群体之间的关系。”[7]孔子学院的组织架构与所在国家的学校和社区紧密相连，将跨文化的维度整合进入社会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之中。

从社会层面看，孔子学院作为一个稳定的组织结构，能够为其教育功能的实现提供实际支撑。“如果这些个人的行动体系的互动是持续不断而有规律的，这些社会关系就具有了某些可以辨认的、相对固定的特性或描述性方面。其中一个是结构性方面，另一个则是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llschaft)相比之下得到优先考虑所包含的那个方面。”[6]孔子学院是具有结构性的组织，而学生、老师、活动参与者等在内的个体则与之产生有规律且连续的联系，孔子学院以组织化推进教育工作已成为常态。

将理论化的帕森斯的AGIL功能图式对应孔子学院实际发展，可以细化孔子学院教育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责任。实践中，孔子学院教育在社会层面承担的功能如下。

(一)促进跨文化对话，增进文化交融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文化浪潮促使多元文化地球村的形成。有些人在多元文化世界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文化自信，产生自我文化疏离，据此，对文化侵略的发生，各国有所忌惮。然而，当下各国联系程度越来越高，跨文化交流势在必行。孔子学院组织主动走出去，有利于本土重新审视文化的世界价值，促进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对话与交融。孔子学院平等开放的文化观，跨国合作的办学模式，增强了孔子学院组织适应力，使各国家各民族能够在交流对话以及合作中了解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实现文化间的交融互补。

(二)提升语言技能，满足个体需求

孔子学院为社会搭建了学习中文的场地，组织目标清晰，为个人提供了自我提升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强调：“教育作为一种经济投资、社会投资和政治投资，不但是发展的基本手段，而且是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机内容和基本目标。”[8]孔子学院正是通过中文教学，使个体语言技能提升以满足其持续全面发展的需求。孔子学院把学习中文者个体自身的发展目标与孔子学院教育全球战略目标联合，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度，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发展。

(三)加大国际理解，促成国际协作

孔子学院通过文化传播的途径，增进各国各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包容，跨国合作办学模式使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一定的资源整合功能。孔子学院不仅与大学合作，还深入地方社区、中小学，通过联合教学或增设孔子课堂的方式推广中国文化和开展中文教学。此外，孔子学院也开始建立和本土企业的合作，定向输送中文教育资源。孔子学院通过与各种组织联系，将中文教育国际化、地方化，整合资源，促进国际协作。

(四)加快教育开放，扩大科研合作

除了承担起中文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外，孔子学院还为外国对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最新最便捷的学术资源以及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服务。现在，国外有一批造诣深厚的汉学家，他们精通中国文化，这些汉学家中比较出名的有法国的白乐桑、日本的古川裕、美国的葛浩文、印度的狄伯杰等。这些汉学家的研究理念、研究方式也都值得借鉴。孔子学院组织秉承文化传播理念，依托高校以及汉学研究力量，教授中文和中华文化，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三、重构与展望：建设更具社会化与国际化的孔子学院教育

孔子学院是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窗口，它的教育具有动态、可持续的功能。2018年12月，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四川成都成功召开。此次大会中，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孙春兰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家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共同发展，再一次强调了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她表示孔子学院需要利用好语言优势，发挥“语言在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促进合作、深化友谊中的独特作用”[9]。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在孔子学院教育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若想要充分发挥其组织所具备的“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在实践中的作用，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完善，以期达到结构与功能的一致，更好地实现目标。同时，孔子学院的功能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完善各国家各地区孔子学院组织架构，创新孔子学院教育模式，充分发挥其四大基本功能，也有助于实现孔子学院教育自身延续、健康、充分发展。

(一)丰富组织功能，开拓资源配置

孔子学院的本质是国际化的、社会化的，它的跨国合作办学模式使其能够获取更多资源，其中包含师资、生源、教育理念和管理制度等。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看，孔子学院具备从外部获取资源的能力，并且能够将其合理有效地配置到组织或者社会中。孔子学院大都处于高校所在城市社区中，其当前的工作重点在于中文教学和文化传播，社区是联系学校学生和校外人士的纽带，孔子学院教育要主动联系本土社区，拓展资源。孔子学院教育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本土环境，只有扎根于本土社区，才能站稳脚跟，持久发展。所以，孔子学院要充分利用其组织性，拓展社会资源，发挥社会服务功能，通过丰富的教学活动、语言文化活动，强化中文和中华文化氛围，此外，还应该增强本土汉学家的使命感，提升他们在构建社会文化中的参与度，使其为打造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贡献力量。除了文化层面，孔子学院在经济层面也能够发挥交流和联络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企业都有跨境合作的实践，越来越多中外企业希望实现经贸合作，孔子学院为国外企业培养在华工作人员提供了便利。孔子学院的社会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教学和文化资源，另一个是架构于教学与文化的社会网络。

(二)强化组织目标，阶段推进实现

孔子学院往往联合国内外两所大学，实现中文教学和文化推广，两校常常以此为依托展开联合科研项目、师生互访、师资交流等活动。从第一所孔子学院建立至今，其总量经历了从激增到逐渐稳定的变化过程。从宏观看，孔子学院在本土的教育传播会受到所在地政策、社会惯例等因素影响，同时对本土社会文化和环境产生反作用。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层面，孔子学院教育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孔子学院对本地产生的积极正面影响。孔子学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行和管理存在差异，各国在制定政策时会充分考虑中文对其发展的影响。在教学评价上，孔子学院应推动过程性、多元化、多维度的评价标准。为了实现目标，打造中文教学权威平台，孔子学院除了要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还应该根据所在国具体情况，制定阶段性目标，健全质量评价体系。所以，推进孔子学院教育发展要重视所在本土的社会惯例、社会环境情况，深入了解教育组织发展特征、规律和趋势，因地制宜，制定与文化推广总目标和各孔子学院发展现阶段相符合的阶段性目标，明确发展目标任务，确定关键节点，稳步推进实现。

(三)完善组织结构，统筹合作发展

稳定持续的教育组织需要具备整合功能，孔子学院需要不断提高国际化和社会化程度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孔子学院的筹备和发展应该配合国家外交战略，作为中文与中华文化传播的载体，应“发挥其在推动公众外交开展中的特殊作用，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铺设道路”[10]。从项目运行开始，各国家各地区的孔子学院建设往往采取委托与合作办学模式，海外孔子学院理事会由中外双方分别派出的代表组成，人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指派，在境外往往会设立中方院长，并有若干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开展教学工作，由所在地人员担任行政管理工作，这种组织架构人员构成显示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孔子学院的教育管理以及与教学相关的师资、场地、物质等其他资源，都应该在孔子学院的发展中同步、统筹完成配置。但是，实践中发现，教学与管理独立的组织架构中，管理层对教学支持可能出现滞后，中方院长和教师等发挥管理性作用尚可增强，中外双方在管理思路上应该加强交流。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在未来发展中，孔子学院组织结构应保持中外校际办学思路的协调一致，增强统筹安排，及时响应执行。

(四)深化组织内涵，加强文化传播

孔子学院发展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办学、教学经验，其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也深化了组织内涵。孙春兰强调，孔子学院应该广开门路，欢迎合作办学，借助合作双方或多方的优势，培养语言人才，助力文化交流平台的搭建，“为深化中外友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9]。不能否认的是，孔子学院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是承担国际中文教育工作和语言文化传播事业，然而，各国家各地区的教育有别于中国本土教育，不是培育中国本土特色的人才，而是从教育国际化和世界化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和综合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