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稳步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过去六年，党和国家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能够对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发挥帮扶与支持作用。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的扶贫功能将被赋予新的内涵，从服务脱贫攻坚转向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在此特殊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回顾“十三五” 期间我国职业教育扶贫研究的注意力配置，希冀为后扶贫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提供经验借鉴。

一、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定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持续推进，研究者对贫困概念的认识经历从绝对到相对、由静态描述到动态分析、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1]。作为与区域经济、人力资本、就业创业关系紧密的职业教育扶贫系统，是一个多维的整体性存在。因此，学界对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定位常解构为多个横切面，以适应不同学科下职业教育扶贫的全方位价值追求。

（一）社会学视角：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从社会学视角而言，贫困的成因并非是个体在微观维度的失衡状态，它更关注个体所处阶层结构，认为贫困是一种传承现象[2]。因此，社会学视域下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定位着重在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3]。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常被社会学家视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因此，职业教育扶贫应在弥补贫困人口的先赋性资源与激发贫困人口的后天能动性方面发挥效能。当然，以“弥补说”为代表的研究更关注建构职业教育奖助学模式[4]、健全政策支撑与法治保障[5]、加大财政投入等外源式扶贫，而以“激发说”为代表的研究则关注通过职业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和文化素质，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6]等内生式扶贫。社会学视域下探讨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定位，有助于通过对社会阶层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理解，为职业教育与贫困人口文化再生产问题提供反馈。

（二）经济学视角：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学视角下，贫困问题常与资本、生产力、劳动力、供需关系等要素关联。因此，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功能在于实现各经济要素的区域协调，即通过职业教育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以实现贫困地区产业结构与区域优势的匹配[7]。经济学视角下，职业教育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将贫困地区的原生性要素转化为具有经济效益的流动性要素，以此拓宽贫困地区的资本增量[8]。正因如此，经济学人认为，职业教育扶贫的可为性是牵引教育市场与经济市场的中枢，可实现就业渠道、特色产业与经济市场的接轨，进而实现贫困地区的区域跨越式发展。然而，在职业教育为贫困区域产生高速效益的同时，如何实现贫困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如何防止贫困人口的返贫、如何实现贫困人口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需要经济学之外的视角介入。

（三）文化学视角：提升文化认知水平

“贫困文化”是文化学视角下对贫困成因的理解，主要指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群体所形成的自我维护的文化体系，是一种脱离现代主流社会文化的亚文化系统[9]。其更多地表现为精神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扶贫事业的最大阻力[10]。因此，文化学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扶贫价值在于如何有效瓦解顽固的贫困文化。正因如此，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在扶贫中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就业导向，更重要的是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与认知水平，以此达到促进贫困人口脱贫信心增强、公民素养提高、人口资本增值的功能定向[11]。因而，职业教育扶贫更加注重建立一套“智志双扶”的脱贫方案，从根源上铲除贫穷[12]。然而，尽管贫困文化能够引导相关研究者理解贫困的历史性、根源性、相对性与复杂性，为职业教育扶贫提供新见解，但从文化学视角出发会忽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与社会地位，而过于关注于他们的文化行为，因而其对职业教育扶贫的解释力、指导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教育学视角：增强人口发展能力

基于教育学视角，贫困与个体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3]。因此，“扶贫先扶智”是教育学视角下解决贫困问题的逻辑起点。职业教育作为兼具教育性和职业性的跨界教育，其价值在于面向劳动力的所需与能为，注重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技术技能的增值赋能，提升其劳动力价值。质言之，职业教育发挥“教育反贫困”职能主要通过促进受教育者技术技能提升，优化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结构，为区域经济发展供给人力资本[14]；以及促进受教育者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而树立其致富创新的理念思路，激发贫困人口内生活力[15]。教育学视角通过聚焦于“人”的维度来阐释职业教育扶贫的价值，有助于深入挖掘致贫的潜在因素，助推职业教育扶贫从“外催”走向“内生”，构建起扶贫脱贫的“内部循环系统”。

二、职业教育扶贫的运行模式

随着职业教育扶贫成效的显现，学界对职业教育扶贫的研究持续升温，在实践过程中依据扶贫目标和职业教育的禀赋条件探索出多种扶贫模式。概言之，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为以外部扶持模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微观层面则主要以内部聚焦模式推动个体能力发展为主，两种模式既有交叉，也有侧重。

（一）宏观层面：以外部扶持模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职业教育担负着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缩小区域差距的应然之责。而职业教育扶贫机制则主要通过制度性的保障与管理性要素的作用，匹配区域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布局，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主要涌现出三种扶贫模式，尝试搭建职业教育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助推职业教育扶贫的宏观目标达成。

一是“产教融合”协同式的扶贫模式。“产教融合”协同式的扶贫模式有赖于职业教育与产业间的同步同构，促使二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合作机制，进而为扶贫区域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活力[16]。本质上，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互为高度利益相关者，由此观之，完整的产业扶贫链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协同合作，职业教育扶贫模式也必然依赖产业发展的扶持。同时，“产教融合”协同式的扶贫模式依赖于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17]。这种扶贫模式有利于建构与区域优势相匹配的产业分工体系，以实现大范围、集中性的脱贫与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18]，但由于职业教育内外部本身存在不可避免的利益分化与利益冲突，倘若单纯依赖“产教融合”协同式的扶贫模式，会使职业教育扶贫走向短期工具性的价值导向。

二是“城乡统筹”互动式的扶贫模式。“城乡统筹”互动式的扶贫模式的显著特征在于将众多参与主体拓展到“城市”，通过对城乡间的各要素的合理配置，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实现城乡资源优势互补[19]。“城乡统筹”互动式的扶贫模式涵盖三个空间向度，即经济空间、制度空间、教育空间。经济空间向度上，职业教育将城乡市场的需求导向与供给导向结合，在培养面向现代工商业的技术技能人才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自身地缘优势吸引城市资金流入，盘活区域市场活力[20]。制度空间向度上，职业教育借助政策优势，建立对口援助策略和帮扶项目，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和功能互补[21]。教育空间向度上，职业教育突破城乡分治的隔阂，依托优质教育资源，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服务农业现代化[22]。“城乡统筹”互动式的扶贫模式改变传统以牺牲农村、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思路，将职业教育作为中介机制，助推形成城乡要素流动的一体化生产生活格局[23]，把扶贫的主阵地定位于乡村贫困地区。

三是“多方联动”参与式的扶贫模式。职业教育是面向社会、面向人人的教育，在扶贫模式上具有“多元主体性”的特征。“多方联动”参与式的扶贫模式指向的是政府、企业、居民、院校、社会组织等主体围绕职业教育扶贫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从空间理论的视角出发，要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就必须要协调好政、校、企三大空间，以帮助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组织链形成和供应链优化[24]。从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演化而言，多元参与将成为职业教育扶贫模式的一种趋势，而发挥各主体参与的自觉性尤为关键，这将促使“多元协作”的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升级为“多元融合”的格局[25]。“多方联动”参与式的扶贫模式，改变传统以政府主导或职业院校主导的扶贫模式，架构出以“校、企、政”三方参与为中心，不断向外辐射的多元共治的立体模式[26]。然而，如何激发主体间的自觉性、如何实现各主体间的叠加效益、如何划清主体间的权力等问题，都是学界旨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二）微观层面：以内部聚焦模式推动人口能力发展

精准扶贫是“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扶贫事业的主要战略，因而职业教育更注重通过课程内容、教学手段、教育理念等内部系统将扶贫目标精准聚焦贫困对象，进而提高个体的能力素质。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形成“扶资”“扶智”“扶志”三种形式的扶贫模式，三种模式亦逐步走向融合。

一是“扶资”模式。“扶资”模式是职业教育救济式的扶贫模式，主要是通过健全相关经费的保障制度实现对贫困学生的经济扶贫。这种模式包括面向深度贫困县学生的学费政策、国家奖学金和励志奖学金政策、国家助学金政策、雨露计划、泛海助学计划、其他相关职业教育扶贫工程等“奖、助、贷、勤、补、减”多种方式的“高校模式”[27]。尽管“扶资”模式旨在帮助每一位贫困学生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但其作为外援帮扶，缺乏对贫困人口社会文化、学习动机、理想信念等内部要素的关注，尽管它对贫困地区职业学校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的现状起到缓解作用[28]，但并非长远之计。

二是“扶智”模式。“扶智”模式在于通过对贫困群众进行文化普及和技能技术培训，从而最大限度改变他们文化程度低、致富手段缺乏的现状，在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增收的同时，增加贫困地区的高素质、多样化人才储蓄[29]。“扶智”模式一方面将贫困地区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优质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更好地满足当地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素质要求，满足贫困地区产业转型的资源开发的需求。当然，“扶智”模式不仅是对贫困对象的技能知识帮扶，还结合了宏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就业市场等要素，立足行业发展，有针对性、差异性、多元性地进行知识技能扶贫，以此培养出一批“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然而，单纯的“扶智”模式，也可能造成人才的“离农”现象，难以为贫困地区输入一批“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30]。

三是“扶志”模式。“扶志”模式更强调对贫困人口在文化素养、思想观念、精神面貌上的帮扶[31]。“扶志”模式一是从社会环境出发，改变贫困地区的精神面貌，营造扶贫攻坚的正能量环境，以此推动文明乡风的建设，使贫困人口转变“等、靠、要”的思想观念[32]；二是从教育环境出发，构建“扶志”类的课程体系与信息化教学模式，将“扶志”精神渗透至校园文化与教学文化上，促进学生内生动力的发展[33]。“扶志”模式是对贫困人口价值观念的重塑，因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在实践过程常遭遇现实掣肘。可只要职业教育“扶志”模式发挥效用，必会为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提供持续性的动能。

三、职业教育扶贫的成效评价

经过五年探索，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研究者一方面正向性地总结了职业教育扶贫的实践成效；另一方面，建设性地思考了职业教育扶贫的掣肘因素。两种评价视角为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一）正向性评价：职业教育扶贫的实践成效

2016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发挥“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的功能，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实现家庭脱贫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在“十三五”时期充分发挥了其跨界功能，多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地参与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

一是物质扶贫，短期效果显著。物质扶贫是通过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在财力物力上直接输出的一种扶贫方式。王峰认为以“奖、补、贷结合的学费奖助模式”改善了贵州省贫困地区学生上学难及文化素质低的问题，对于实现脱贫致富产生较大推动作用[34]。包括当前四川针对民族地区实行的“9＋3”免费职业教育模式，陈本峰认为该模式不仅帮助民族地区学生实现稳定就业，更帮助职业教育扶贫资助体系的完善[35]。物质扶贫作为一种输血式扶贫，在短期内收获巨大，但要建立长效的扶贫机制，还需要其他方式的协作。

二是人才扶贫，持续输出人力资源。人才扶贫是职业教育对“扶贫先扶智”理念的践行。近五年，职业教育在人才扶贫上成绩突出，有效地为贫困地区建立了人才阵地。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职业教育已面向贫困地区招生286.5 万人，为1100 万个家庭培养第一代大学生，实现“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的目标[36]。职业教育人才扶贫不仅包括对学生的培养，也涵盖对农民工、农民、失业者、城镇困难人员等特殊人群的帮助[37]。当前，很多职业院校已建立较为完善的人才扶贫模式，实现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提升。蒋昌忠通过对湖南省扶贫工作的调研发现，湖南省的职业教育为贫困地区培养和输送大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术技能人才[38]。职业教育人才扶贫，成功助力贫困地区人才阵地的建设，发挥了教育脱贫攻坚的排头兵作用。

三是产业扶贫，成绩突出。当前，职业教育助力产业扶贫的主要形式有：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对贫困对象进行职业教育，从而培养其形成产业技术人员；政府主导下选派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对扶贫对象进行产业技术培训；政府主导下职业教育院校参与精准扶贫对象的产业技能培训；企业主导下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员的职业教育培训，等等[39]。余克泉通过对全国122 所职业院校参与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的调查发现，职业教育在产业扶贫上为贫困地区提供技术服务、项目支持、搭建服务平台三项贡献。王义认为，当前随着东西部产业的转移，职业教育产业扶贫会达到一个新高度，西部的人力资源将趋于稳定[40]。产业是职业教育扶贫的外部环境，贫困区域要实现永久脱贫，离不开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与优化。因此，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城乡一体化等产业扶贫策略将在后扶贫时代持续发力。

（二）建设性评价：职业教育扶贫的困境思考

尽管职业教育在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不小的现实阻力。一是宏观层面，存在职业教育扶贫体制不健全的问题。精准扶贫初期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对扶贫对象的识别不够，为贫困地区职业院校所提供的软件和硬件不够等较为“显性”的问题[41]，而到中后期学界更关注政府参与职业教育扶贫过程中的隐性问题。吴光明认为，当前自上而下以政府推动为模式的职业教育扶贫机制，存在政府参与职业教育的协同机制、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42]。谢德新在探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现实背景中提到，当前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有限，导致扶贫资源的边际效应递减[43]。宏观层面的问题直接关系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体系完善与价值引导，如果整个体系不畅、价值错位，势必难以保障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是中观层面，存在当地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发展迟滞问题。一方面，职业院校普遍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在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西部地区等经济相对滞后区域的职业院校由于自身办学条件的薄弱，导致其难以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进程。郑小春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以县域为重要阵地的职业院校和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存在教学、实训、师资等教学硬件设施薄弱的问题、师资引进困难和师资流失严重的问题以及专业设置难以对接地方产业的问题[44]。另一方面，由于当地企业与职业院校缺乏深度的合作机制，所以职业院校难以为地区输送人才资源，学生就业致富的前景不容乐观[45]。学校和企业作为参与职业教育扶贫的中观系统，在职业教育扶贫过程中发挥着中枢作用，若中观系统所存在的问题难以解决，将影响到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执行力。

三是微观层面，存在贫困人口的发展落后问题。该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些深度贫困的地方由于当地居民能力发展较弱，加之思想保守，内生动力不足，使得职业教育在助力脱贫攻坚时阻力重重，难以彻底根除贫困现象[46]。杨智通过对贵州省350 个深度贫困村当中的1000 余人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有接近一半的农民不会主动参与到职业培训的过程，参与态度较为消极。贫困人口作为职业教育扶贫作用的微观系统，将直接决定职业教育扶贫的实施与评价效果，若解决不了人口发展问题，区域发展将停滞不前。

四、职业教育扶贫的未来图景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将成为未来职业教育扶贫面临的时代背景[47]，在该阶段贫困问题的多维性将被凸显，扶贫事业将面临新的实践场景，扶贫政策将发生新的转变。因而，构建职业教育扶贫的跨学科集成体系、建树中国职业教育扶贫的理论话语、探寻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扶贫政策，将成为未来职业教育扶贫研究的重点领域。

（一）构建职业教育扶贫跨学科集成体系

只有以多学科统整的多维视角与分析框架来审视贫困问题，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贫困现象，提高教育精准扶贫的成效[48]。职业教育扶贫不仅是教育学视角下的问题域，它更与区域经济、文化观念、社会分层等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随着未来社会的非线性发展[49]，贫困现象会发生新变化，贫困问题的多维性将日益凸显。从当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学界已开始意识致贫因素的多样性，尝试全方位地探索职业教育扶贫的内外关联要素。未来，职业教育扶贫将不断形成学科跨界融合的集成体系。一方面，相关研究要在多学科整合的视角下解决贫困问题。“十四五”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个体无论是致贫因素还是扶贫需求将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面对综合性问题要结合多学科视角进行多元分析，使各学科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促使职业教育从根基上解决贫困问题，进而巩固脱贫攻坚前期成果及服务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要建构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合作共享机制。为更好地回应职业教育扶贫的基本问题，提供理解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扶贫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需要实现各学科、学者的资源共享。在以“教育”为主导的扶贫模式下，联合各科研机构、各学科成员，参与渗透至职业教育扶贫过程中，弥补并创新现有的扶贫模式，实现不同学科扶贫主体的相互关联，形成高效运转的学术生态圈。

（二）建树中国职业教育扶贫的话语体系

尽管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扶贫在实践层面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不可否认，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扶贫的学术研究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且难以从前期研究成果中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有益思路。为此，相关研究需有意识地建设中国职业教育扶贫的话语体系。首先，要在“消费”国外理论的同时，看到中国社会蕴含的理论资源，生成本土化理论。当前，文化贫困理论、能力贫困理论、人力资源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常被应用于我国职业教育扶贫研究的话语体系中，但随着后扶贫时代的来临，原来贫困地区的基本性质、根本问题等将发生巨大改变，乡村社会的结构会出现分化和多样化的趋势[50]，相应职业教育扶贫的语境会发生转移。相关研究者要重视职业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所蕴含的中国特色，努力构建一套适合于理解后扶贫时代下职业教育扶贫的概念体系。其次，要加大实证研究力度。虽然相关研究已大量分析了职业教育扶贫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提出很多的实践模式，但却缺乏对模式运行成效评价、缺乏针对职业教育扶贫在实际过程中基本要素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未来，研究者要通过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基层问题，将动态的田野资料与静态的文本资料结合，通过多元的研究方法加强现状调查与效果评价，助推国内职业教育扶贫领域的深度研究与问题解决。最后，一线教师要主动参与到职业教育扶贫研究中。当前职业教育扶贫学术研究的主力军主要集中在各高校及科研机构，而一线的职业院校教师，特别是处于贫困地区职业院校的教师，在相关研究的参与过程中不够突出。今后，一线职教教师需主动参与到职业教育扶贫研究中，利用其扎根于职业院校的优势，为相关政策与理论提供经验启发，而各高校与科研机构也要主动寻求一线教师的帮助，协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将研究成果扎根在中国土壤上。

（三）探寻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扶贫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普遍性贫穷”“区域性贫穷”及“个别性贫穷”三个阶段，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教育扶贫分别采取“输血式扶贫”“造血式扶贫”“精准扶贫”的治理策略，教育在扶贫事业中的先导性作用日益凸显。2020年后解决次生贫穷、相对贫穷，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将成为职业教育扶贫的主要任务。为此，研究者一是要洞察出新时期职业教育贫困治理与“精准扶贫”时期的异同，一方面要务实前期积累的治理经验和扶贫成果，将其带入至后期职业教育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与治理方案中；另一方面要结合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征，展开价值层面的思考，进行新路径探索。二是要识局夺势，探索新的职业教育扶贫政策。当前，学界对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前瞻性研究成果比较缺乏，缺乏对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扶贫重要意义、政策设计、重点领域等相关问题的预测。然而，后扶贫时代，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构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常态化、区域协作纵深发展等局势的转变，职业教育将迎来新的发展转向与战略机遇[51]。因此，研究者一定要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进行多维度的政策设计，开展职业教育扶贫政策的评估，为相关政策提供理论考量与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