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行

战后初期，由于盟军对日审判中“慰安妇”制度犯罪内容的缺失，加之战时日军有组织性地毁灭证据，亦使“慰安妇”问题在战后史中长期缺位。冷战伊始，日本利用世界格局之变化，1951 年与美国签署“旧金山和约”，争取最宽大的战后处理，使得日本战犯逃避处罚与追责，很多旧日本军部人员实现复权。他们通过参与战后日本政治，继承战时文化，让战争责任的追究变得越加困难。

尽管如此，有关“慰安妇”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却不时出现，逐渐推动“慰安妇”问题的舆论化、公开化，撬动着“慰安妇”问题的神秘桎梏。例如千田夏光以“慰安妇”为题材的纪实文学、旅日韩国人金一勉的“慰安妇”研究等。①参见：田村泰次郎.春婦伝[M].東京：銀座出版社，1947 年；千田夏光.従軍慰安婦[M].東京：双葉社，1973 年；金一勉.天皇の軍隊と朝鮮人慰安婦[M].東京：三一書房，1971年；金一勉.「軍隊慰安婦」——戦争と人間の記録[M].東京：現代史出版会，1977年。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多样性变化的亚洲经济发展、“男性主义”家长制社会崩溃、市民运动高涨等因素成为“慰安妇”问题公开化的重要基础。沉默了半个世纪的日军“慰安妇”问题迅速爆发，成为各相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慰安妇”问题暴露后，日本政府以发表官方谈话形式表达立场。在“加藤谈话”推动下，1993 年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招募“慰安妇”具有“强制性”；[1]时隔22 年后，2015 年暨战败70 年之际，日本政府就过去殖民与侵略历史发表“安倍谈话”，再次谈及“慰安妇”问题，但是该次“谈话”对“慰安妇”问题含糊其辞，玩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