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姝君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一、《和文汉读法》的形成与实践

《和文汉读法》是梁启超及其同乡罗普合力编著的日语学习书[1]。该书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辅助读者快速地阅读日语文章，构建了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信心，加上梁启超的名人效应和示范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清末知识分子学习日语的积极性。

(一)成书背景及过程

《和文汉读法》的问世迎合了清末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日语学习需求。面对国弱民孱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引进西方文明可以救国救民，而引进西方文明首先是建立在通晓英语的基础之上的。但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学习英语是一个普遍的难题。于是王国维等晚清知识分子另辟蹊径，通过日译书来研究西学[2]。蔡元培更是指出“欧书价贵”，而日译书“至富，而书价贱”[3]。如此一来，日译书的实用性和价格优势带动了日语学习的热潮。随着清末知识分子学习日语的自觉性逐渐增强，日语速成法的研究成为新的课题。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并请留学于早稻田专门学校的同乡罗普作其日语老师。1899年春，二人尝试总结学习日语的速成法。经反复探讨研究，通过总结日语语言特征，制定了若干规则，并且以日语初学者为对象做了实验。实验证明：以中文语法为基础，在阅读日语时再颠倒句式，可以读懂十之八九，于是《和文汉读法》得以在日本出版问世[4]。1902年该书因为好评不断而再版，总计共再版四次[5]。从短时间内的多次再版可以窥见其受欢迎程度。

(二)在中日两国教育现场的实际运用

1901年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公学担任总教习时，就引进了《和文汉读法》[6]。该课一周上两次，最初是个别学生自愿参加，后来延伸至全班。蔡元培本人对于以和文汉读法为导向的学习成果持有肯定的态度，因为在短时间内学生们就可以阅读日语文章，甚至其中还出现了翻译者[6]。王升远研究证实，曾在南洋公学特班学习的邵力子和李叔同通过和文汉读法成功翻译了日语书[3]。

此外，《和文汉读法》在日本面向留学生的语言学校中也曾经被实践过。根据李海考证，船津输助在明治35年开设的面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中曾经担任日语教习，船津认为中国人的和文汉读法可以与日本人的汉文和读法相媲美，他本人在教学的过程中推行和文汉读法，认为通过此种方法学生在一个月半左右就可以读懂日语大概的意思，一两年之内则可以正常读懂全文[7]。

(三)社会效应

一直以来，围绕《和文汉读法》的研究主要以梁启超为主体，但此方法并不是梁一人的独创。同时期也有一位名为张肇熊的知识分子编纂过与《和文汉读法》同名的书籍[8]。另外，与“和文汉读法”相对，清末日语学习者代表黄遵宪曾在《日本国志》中介绍过“汉文和读法”：“于实字则注和名，于虚字则注填和语”，“颠倒其句读，以循环诵之”[9]。“实字”、“虚字”和“颠倒”这样的关键词在《和文汉读法》中也出现过数次。肖朗从这两种方法的相通性推断出和文汉读法也受到了汉文和读法的影响[10]。由此可知，在成书之前，此种日语学习模式已经被一些清末知识分子所接受，而梁著《和文汉读法》的出版强化了该学习模式。该学习模式从逐渐形成，到发展壮大被大众所接受，不断地有知识分子对其进行评价、补充、批评。对于这种学习模式所作的思考，体现出不同知识分子对于日语学习的理解和摸索。这种社会效应的背后是清末知识分子对于该书的肯定与认同，也表明了书中所教授的日语学习法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日语学习模式，充分反映出清末知识分子的日语学习观。

二、《和文汉读法》导致的学习误区

受历史条件所限，《和文汉读法》存在众多的缺陷。梁启超本人就曾反思：该书“草率殊多”，“谬误可笑者尤不少”，重新读过之后，“尚觉汗颜”，“不求能文而求能读”[11]；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罗普也承认该书“未美备”，仅可“粗读”[12]；而蔡元培在学习日语一年后，虽然可以读日本文章，但口语能力薄弱[13]。尽管该书存在诸多缺点，但学界已达到共识认为需要考虑其背后特殊的历史背景，如日本学者古田岛洋介评价《和文汉读法》是时代需求的产物，当时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使我们很难全面否定该书，过多地用当今语言教育的眼光去审视会错估该书的价值[5]。因此本文在肯定该书历史贡献的基础上，仅就两点学习误区及其成因进行分析。

(一)过于依赖汉字，忽视日语的黏着语特性

清末以和文汉读法为主的学习方法论中认为日语简单的根据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日语中有很多汉字，第二是把句子结构颠倒读之就可以。沈国威强调日语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东亚史中具有重大的影响，汉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对于汉字的共享，扩大了仅依靠读懂汉字就可迅速传播新知识的可能性[14]。近代大量和制汉语回流至中国，被中国人接受和消化甚至沿用至今也是有力的佐证。梁启超去日本之前在1897年发表的《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中就提出日本的文字正好和中国文字相同，而空海所发明的假名只占3成[1]。这里的“空海所发明的假名”指的是片假名，而片假名为空海所发明是一种传说，其真实性十分具有争议，因此可以说此时梁对于日语的基本理解还处于人云亦云的阶段。梁启超曾在论述日语特征时说：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客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力甚钜。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15]。

此时梁对日语的认识已经增加了语音和文化部分的理解，认为日语中音节少加之发音容易，并且中日文化相近，而对于日语中汉字的想法仍然保持不变。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梁启超对于日语语法的见解更为精进：

日本文汉字局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室阂矣[16]。

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日语文字，梁对于语法结构也有了大致的理解。首先文字由汉字和假名构成，假名多用于助词和语气助词。其次实词和虚词分别在句首和句末，句子结构要颠倒。除梁启超之外，其他知识分子也发表过相同的观点。如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提出过日本“文字与我同、但文法稍有颠倒”[17]。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中国和日本的同文之便，事实上中日文字虽有相同，但意思多有出入，特别是早期西洋词汇的中译和日译出入较大，略过词汇的学习直接颠倒语序可能会导致意思不通[17]。也正因为如此，在《和文汉读法》的第二部分，梁启超总结了一些日语汉字词语，加以解释。由于在谈及一些特定话题时，无法避免专有名词，梁启超借用了大量日本词语[18]。如梁启超在论述学习日语的必要性时曾说：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16]

时至今日，“资生学”、“智学”和“群学”这三个词语已经很少能见到，但是“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却是现代汉语中不可或缺的词汇，可见日本借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石云艳肯定了梁启超的启蒙作用，认为在传播新思想和对日语词汇的借用方面梁起了巨大的作用[19]。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在引进西洋文明的同时，日语作为语言媒介也开始不断成长[14]。原本有重要影响力的汉文与势力日益强大的西文进行着角色互换，汉文虽然日渐式微，但是汉字独有的造词方法被日本学者加以有效利用，发明了众多简单易懂的词汇来翻译西文[14]。另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民族主义抬头，日语作为民族语言开始迅速成长，特别是日常口语表达方式发生很大变化，与书面语言差异较大。而和文汉读法的效用仅限于机械地阅读书面语言，不能够胜任口语化表达，无法翻译本土化的语言[20]。因此，日语的学习绝非“和文汉读法”所设想的那样简单易懂，速成也很有可能只是囫囵吞枣式的机械理解。

(二)忽视翻译方法论中句法的重要性

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认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曾说“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15]。1897年大同译书局的设立就是梁启超为了振兴翻译事业、实践其翻译思想理论的举措之一。《大同译书局叙例》中更是指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21]，标志着日语翻译在当时所受到的重视。但梁启超的翻译方法是断章取义式的，带有急功近利的主观因素，加之《汉文和读法》可适用的范围较窄，不能够用来翻译和文体、欧文直译体以及俗语俚言体，因此不论从译法到内容都有局限性，从而影响了译文的精准度[22]。梁启超本人晚年也作了反思：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23]

这反映出当时在翻译界重视数量多过质量，无组织无理论指导并贻害无穷的翻译状况。1930年胡适担任编译委员会委员长时所撰写的《编译计划》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准确的规划[10]。该规划反映了胡适等人对近代翻译方法论的反思。其中围绕梁启超独特的译介方式有很多争论。从《和文汉读法》介绍的句子理解方法来看，梁所推崇的是机械化的直译法。这种译法多专注在单词和语序上，翻译出的文章死板生硬，句法薄弱。这种对句法拒而远之的态度也反应在《和文汉读法》中，影响了知识分子们的日语学习观。高宁批判当今日语学习者的学习误区中，句法薄弱的问题也较为明显，导致译文质量堪忧，阻碍了中国学习者日语水平的提高[20]。而句法教育的缺失问题在百年前的《和文汉读法》中已经较为凸显。虽然《和文汉读法》有诸多缺点，但其作为翻译的先驱作用不可否认，面对当时中国翻译理论的缺失的现状，是一次从少到多的尝试，是清末知识分子初涉翻译领域的摸索和试验，具有启蒙意义，也对之后的翻译理论的完善给予了参考。

三、学习误区的成因

以上两点误区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中日同文观，而《和文汉读法》的撰写正是建立在中日同文观的思想基础之上。

所谓同文，即中国与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之中，使用共同的汉语古文。早期中日同文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在当时存在“笔谈”这一汉字文化圈特有的交流方式[24]。所谓笔谈，并非通过口头的“谈”，而是将汉文写在纸上给对方看，以此达到“谈”的目的。但笔谈的局限性在于这种交流仅仅限于精通汉文的知识人之间，而在当时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同时具备汉文写作和阅读能力的人多属于精英阶级[24]，因此笔谈这种交流方式并不具备推广性。在上述清末知识分子的日语学习误区中，我们仍能窥探到笔谈的影响。在这种思想观的指导下，日语被看作是“土语”，即不属于独立的语言，而是汉语中众多方言中的其中一种。中日同文观受“中文中心主义”的影响，显露出清末知识分子自身为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受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导致清末知识分子轻视日语的系统化学习。一方面，一些受到中日同文观影响的知识分子认为中日两国语言的差别仅限于虚字，依靠汉字就能够读懂日语[25]。但事实上，首先日语作为黏着语，用言的语尾变化决定着全文意思的走向，不依靠语尾变化无法完全读懂日语；其次，即便是同为汉字文化圈中的一员，汉语和日语中有很多同形异意词，如果不加以特别记忆，十分容易混淆。另一方面，汉字的便利性助力了“新文体”的诞生，“新文体”的盛行则更加强化了中日同文观。宋剑华指出“新文体”是一种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文体形式，其目的是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文明[22]。梁启超也指出不同于以往难懂的旧文体，这种文体简单易懂，有时使用俗语，甚至还混有外国词语，这种不被束缚的文体在学生中非常受欢迎，争相模仿[23]。这些用新文体所作的文章被认为逻辑清晰，富有感情，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有一种别样的魅力[14]。新文体的热潮无疑鼓励了知识分子更多地使用外国词语，而和制汉语的大量使用和与中文的无缝搭配也会加深他们对于中日同文之便的印象，进而加深日语简单的错觉。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梁启超等人的“同文观”，周作人认为日语有其独特性，在“中日不同文观”的指导下，周批判和文汉读法容易造成“日语易学”的误解[26]。周作人对于当时日语学习误区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学文也仍需从学话入手”，即学习语言需要从口语入门，再阅读文章，仅仅依靠几条规则泛读一些社会科学的著作是不能达到精通的。第二，日语汉字造成了日语易学的假象，是中国人日语学习的绊脚石，因此不能过于依赖汉字[26]。周作人处于不同立场的反思从侧面佐证了“中日同文观”对于日语学习的导向作用。

早期的以《和文汉读法》为导向的日语学习由客观历史背景驱使，引起了清末知识分子的大量参与和追捧。随着日语学习需求的变化，对于和文汉读法的看法逐渐走向理性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来自于梁启超本人，也来自于其他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立场的见解，而理性思考和反思的多样化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后世中国语言学习的导向。

四、结 语

尽管围绕《和文汉读法》的评价中既有肯定其历史作用的声音，也有对于其消极影响的批判，都不能否定梁启超编著这本书时热心学习外国文化的初衷，这本书的出版和盛行都饱含着清末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迫切心情和大胆尝试。时至今日，中日交流的目的已不再以迫切引进西学为主。交流内容的深化、交流形式的多样化以及交流的对等化，要求日语学习者特别是日语专业学生对日语语言具有更高水平、更深程度的驾驭。而这种高水平有深度的驾驭需要科学的、扎实的、系统的全方位训练。但综观今日一些日语教材书，求速成之风仿佛有卷土重来之势。一些题目吸睛但内容单薄的速成书，看似为学习者提供了捷径，但可能会成为造成学生基础薄弱的主因。如同百年前《和文汉读法》给予我们的警示：表面上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实际上语法句法混乱。如此一来，短期的学习为日后日语水平的精进埋下了障碍。因此，借鉴清末知识分子的日语学习经验教训，我们应多反思日语学习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