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

作为呼吁维新的改革者，梁启超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凭籍经义而讥弹时政，看似论从史出，实则寓论于史。作为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概而论之”的文章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胡适所说：“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影响的。”[1]作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梁的社会影响力不减当年①。五四时期的梁启超虽然已不再置身于政治中心，决心从学术思想方面为国尽力，但终究未能彻底绝缘政治。梁启超善变多变，已是学界共识②，梁本人也宣称：“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2]143但笔者认为，在此一点上还存在着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必要，例如具体而言是如何变的？变的原因又有哪些？因此，本文拟以梁启超的治学与问政为切入点，结合相关史料，对梁启超欧游前后的矛盾心态作一简要描述，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一、欧游前后的歧路徘徊

(一)远于政局，稀于政谭

陈寅恪曾言，评论古人的思想学说，首先应具备“了解之同情”，而“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3]为更好地理解梁启超的所思所想，领会其中的“苦心孤诣”，就要回到梁启超的时代，体会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给予一种“了解之同情”。

公元1911年，汉口俄租界一次意外爆炸，成就了辛亥革命。梁启超是革命的反对者，更是革命的助产者。早在辛亥前，梁启超已用他那支“常带情感”的健笔，将清政府的威望扫除殆尽，间接地推动了革命浪潮的高涨。“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实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4]胡适此语不乏过誉之词，但谁也不能否认梁启超为救国救民所作的努力。

辛亥鼎革，共和肇基，革命功成，建设伊始。梁启超结束了流亡生涯，怀揣满腔热血、壮志雄心，急不可耐地“奋飞内渡”。出于对革命党“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的陈见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梁以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豪迈气魄“语天下大计”、尽“驱策之劳”，[5]618希望能够为民国奠基、为万世开太平，从此开始了起起伏伏的从政生涯。尽管梁启超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为民国设计的宏伟蓝图却一次次落空，政治理想终究没能实现。清王朝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诸多“病症”并没有随着末代皇帝一起“退位”。各种势力相互倾轧，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治，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6]，孙中山承认革命失败了。梁启超也失望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7]。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多年的宦海浮沉，不仅未能对时局有所挽救，反而“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5]853梁启超有些废然思返了，承认此前从事的政治活动一无所获，“不过被人利用”[8]23。诸多友朋也规劝和诤谏：“前途痴梦，亦可醒矣”，“不如退保潜势，益结人才”。[5]853于是梁启超和研究系同人在赴欧前夜，决意“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8]39。欧游期间，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仅目睹了战后的残颓和破败，更看到了“国际间有强权而无公理”的真实面貌，加之中国代表团内部也是貌合神离、勾心斗角③，这进一步加深了梁启超舍弃政治、从事学术研究的决心。

梁启超的注目点从政治活动转移到了思想文化上，希望通过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借学术研究为国家民族谋一条出路。游欧期间，即与同人筹划“文化运动”[5]896事宜，甫一回国，就在申报记者的采访中表示：“对于现实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为最)皆一概绝缘”[5]899，可见决心之大。梁启超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他筹组共学社、讲学社等学术团体，编译新书，出版杂志，奖励名著，选派留学生，开展讲学活动，定下了“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5]909的奋斗目标，全力从事于文教事业。

此外，梁启超老骥伏枥，“欲以一年内”完成《中国学术史》这一鸿篇巨制，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终究是任公此时心思、志业的体现。这在其《中国学术史》第五种《清代学术概论》中显露无疑，文中提倡怀疑精神，希望“空诸依傍”，通篇充满了对独立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高度褒扬了正统派“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方法；而且梁在《概论》中的自我期许是作“新思想界之陈涉”。不仅如此，他还借他人之口，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信心与志向：“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不仅不甘心做一“结束人物”，还立志为我国思想界“缔造一开国规模”[9]133-134，其雄心壮志跃然可见。

(二)政治热情复燃

然而，梁启超又是“善变”的。正当研究系同人兴致勃勃地开展学术研究、筹措文教事宜时，梁在《改造》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大言政治运动。虽然文章表示不宜轻言政治，应首重文教建设，“而次乃及于政治”，但笔锋一转，认为为争取自由、为改良社会、为培养国民的政治常识和政治兴味，“非经一度或数度极壮烈惨淡的奋斗运动不可”，此实为“目前最切要之问题”。治学与问政之间，该何去何从？梁以一种欲盖弥彰的口吻道：“吾不敢言”，不妨“以辅助的意味行政治运动”、“以教育的意味行政治运动”[10]12-19。

不难看出，梁的政治热情已在酝酿之中，问政兴味逐渐转浓。梁启超以一种委婉却又明确的笔调指出：政治运动刻不容缓。或因旧伤未愈、疤痕依旧，或因“绝缘政治”的誓言仍记忆犹新，此时的梁启超还只是在小心试探，徘徊于从政与问学之间。

其实，梁启超的这种彷徨，早在《解放与改造》杂志易名为《改造》时已有所体现。《饮冰室文集》所收之《<解放与改造>发刊词》实为梁启超为《改造》杂志所拟发刊词之原稿④，其中宣言第一条即开宗明义道：“本刊所鼓吹，在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11]20而且，梁启超认为原定议题“新文化我观”略显空泛，欲改为“废兵运动”以鼓动人心。不但如此，他还要在文字之外，造成 “事实上之结合运动”[5]917。政治热情之高涨，溢于言表；问政兴味之浓烈，跃然纸上。

军阀混战，民生凋敝。虽说内阁换了一届又一届，但百姓生活照例困苦不堪。民众早已看透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伎俩，对政治运动持一种漠不关心甚至厌恶的态度，但梁启超认为“却非所宜”[10]12。为扭转这一社会心理，梁启超特地撰文对“政治运动”这一概念作了重新定义和阐释：“以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且“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是一种“多数人的协同动作”[10]12-13。

直皖战争结束后，吴佩孚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梁启超积极响应，发文演说，欲借此唤醒“沉睡麻痹之国民”，进而“造成国民意力”。[11]34朋友当即劝阻道，只可“作文鼓吹”，万不可投身实践，若从事“实际之运动，不但无益，徒滋疑议耳”[5]914，幻想以宪法制约军阀，简直是痴人说梦、与虎谋皮。但任公热血沸腾，政治热情复燃，哪里能听得进去，反而急不可耐地声称“非共事不可，非觅事来共不可”，而且还要“随时与人协同动作”[5]921。

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热情已然压倒学术兴味。在庆祝辛亥革命十周年的纪念会上，他先是提出“好人干政”的政治主张，进而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宣称：“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12]11。

梁启超彻底抛弃不问政治的誓言，置诸友朋的劝诫于不顾，再一次踏入政坛，去从事各种“政治运动”去了。此举颇令希望他潜心著述讲学的同道失望：“一言以蔽之，则任公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思前顾后，可为寒心”[5]921。

众所周知，任公的政治期望再一次落空。经历过此番波折，任公有所悔意耶？有学者以为是之，其依据是年谱中有“热心太过，甘受同人责备”和“今暂取沈静态度”二语。笔者以为不然。其实，只需翻阅原文，其义不言自明。兹录于下：

热心太过，甘受同人责备，然事已过去，只得听之，且亦无大妨碍也。吾所主张自信为最良法，虽未必能行，要当存此一说耳。

两三月后时局或有意外之大变化，迥非一般人拟议所及者，今暂取沈静态度可耳。[5]958-959

此语所表达的并不是要偃旗息鼓、鸣金收兵，而是在政治博弈中暂取守势、韬光养晦，流露的仍然是对政治运动的依恋和固执。虽诚恳接受“诸公责备”、承认有所“孟浪”，表示当“警戒其后”，但仍然“拟即日着手”，坚称“非难成也”[5]915。

二、表象的背后：歧路徘徊的原因

(一)饮冰难凉热血：救国热情

诚如张朋园所论，梁的内心是矛盾的，“权衡考虑的结果，折中于两者之间，他釆取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以办文化事业和从事讲学入手”[13]。不幸的是，这种折中调和的方式并不成功，反而导致梁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既要“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又要“开拓新政治”；既言“不宜轻言政治运动”、应从事文化建设，又言政治运动“万不容缓”；既筹办学社、译书讲学，又包含为建党筑基的政治目的。

其实，梁此时所著之《清代学术概论》就体现了这一矛盾：一方面赞扬正统派“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方法，“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而“不必问有用与无用”[9]71；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专“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埋头于琐碎饾饤，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虽白首矻矻而无益于世，失去经世致用的精神[9]6。一方面肯定晚清今文学家冲击传统、解放思想的功绩；另一方面又批判其“以学问为手段”，没有坚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概论》是梁启超徘徊于从政与问学、踯躅于立言与事功之间的矛盾产物，是心路历程的体现。

那么，梁启超为何会如此之矛盾困惑，会有如此之歧路徘徊呢？因他身处内忧外患之近代中国，目睹糜烂之国事，面对危机之情形，激荡于世道之浇漓，如何能不心急如焚，如何能潜心于学术⑤。 “吾之热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朝受命而夕饮冰，仍难凉热血。这一切只为“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14]2梁启超断不允许数千年礼仪文明“及吾之世而沦丧”。他一生都在为救国而忙碌奔波。在与同学兼挚友麦孟华的信中，梁表示：“吾辈数人不任此，谁复任者”⑥？

对此，梁启超曾言：“我生平是靠兴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12]59每当欲退出政坛、“绝缘政治”时，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总是迫使他起而呐喊，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9]129，得一个“流质易变”之名。正如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启超在信中所言：“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5]720-721所以，他宁愿选择在学术与政治的夹缝中备受煎熬。

梁启超之所以如是之左右徘徊、苦心孤诣，不外乎欲为国家民族寻一条出路，为同胞寻一条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从梁启超身上，可以看出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论学的背后，关注的是更为远大的民族存亡、国家独立，是为“中国向何处去”寻找答案。治学与问政同存并立，统一于爱国之中。

正如梁启超的晚年自白：“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15]从政也好、问学也罢，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贯彻“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15]。

(二)以天下为己任：经世意识

点燃梁启超爱国救国热情的，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原因——传统经世意识。经世意识作为中华士人共有的一种价值观念，在历史长河中起伏跌宕，“虽有淡化之时，变形之象，却始终延绵不绝”[16]。每逢“治世”，经世意识便作为一种“潜能”埋伏下来，往往藏而不露，隐而不彰；一旦“乱世”来临，经世意识便会活跃起来，“正像是‘暗者不忘言，痿者不忘起’一样”[17]167。

清王朝在 “康乾盛世”后迎来了历史拐点，逐渐由盛转衰。面对百弊丛生的“衰世”，士大夫的经世意识逐渐觉醒，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9]107。面对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乱世”，经世观念得到极大的张扬，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潮。王国维在论晚清学术时说：“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18]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也回忆道，当时的风气“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同为“予此时之所向往者”。[19]身处其中的梁启超又怎能置身于外呢。

康有为明确把“经世”作为治学信条，万木草堂《规约》中明白表示，治学要“发经世之实效”。[20]从此，“治学经世”成为梁启超一生的信念。梁在所拟之《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表示，治学之目的在于经世，“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21]。若学问不能经世，所学不能致用，“虽多，亦奚以为”[21]？

梁启超无论治学还是处事，经世意识始终一以贯之。他在与好友麦孟华的信中以“学以致用”相互勉励，表示吾辈读书治学的目的就在“究当世之务，以致用于国家”[5]708。梁启超不仅以身作则，劝勉一二亲友勇于经世，而且将之推己及人，发挥光大，希望每一个读书士子都能够抱持经世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他在《新民丛报》的首发号上告诫读者，切忌以“读书为玩物丧志”，本报论说以及“鄙人叙论诸学……欲读者因之而悟读书致用之法”[22]106。

梁启超的经世意识还突出显示在学术史的论述中。他的学术史写作并不单纯是对学术的梳理，而是以之为手段，激发国人的经世意识，以期力挽狂澜，实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目的。从“学术经世”的需要出发，梁启超在论述学术史时多以经世致用为品评标准。他推崇清初诸老的经世之学，对清学之代表的考据学则多加贬抑，认为有清一代的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14]100。他的这一评论是否精当另需别论，但其中透露的经世意识不容否认。即使是在欧游后，他也没有放弃这一观念。在作于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表示：“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2]130-131。

思想观念若不能化为实际事功，纵有移山吞海之志，也只是枉然空谈。如何将经世意识转变为实际行动，一展其“外王”之才，“却由不得儒者自己作主，必须要靠外缘”[17]166。在家国同构的体制下，这一“外缘”只能是出仕做官，外王之才除却出仕外无处可施。即使步入近代，职业分化的程度远不足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公共空间”，广大士子若想化观念为行动、变意识为事功，仍然只有一条路可走——从政，知识分子仍然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在这一巨大的“牢笼”之下，梁启超又能奈之若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注定了知识分子的歧路徘徊，梁启超自然包括在内。

三、结 语

梁启超歧路徘徊的背后，所体现的是对民族命运的焦灼关怀；所不能掩盖的，是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不作高谈之阔论，不为清高之隐士，无论处境如何艰难，总是在彷徨中求索，在黑暗中前行。矛盾之后，是拳拳爱国心；彷徨之下，是殷殷救国情。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经世意识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民族危亡之际唤醒士人的救国热情，促使知识分子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努力，从而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狃于传统的社会结构，知识分子若要经世就得出仕、若要救国就得从政，治学与问政构成一种张力关系，这造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加剧了其内在紧张性。正如殷海光所言：“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23]传统，以其巨大的惰性力构成了现代化的包袱，但恰恰也是传统，给予我们向前的勇气和力量。传统和现代化同样构成一种张力关系。在看到传统“限制”的一面时，更要看到其“功用”的一面。梁启超欧游前后的歧路徘徊，正是最好的诠释。

注释：

① 关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25—126、194—196页。

② 参见黄坤：《梁启超多变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马勇：《“流质善变”：梁启超思想之本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③ 有关中国代表团内部的矛盾纷争，可参见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第10—12页；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第123—129页。

④ 其中有“以名称贵省便故，更名‘改造’”一语，再结合梁与同人的来往书信和最终公开刊载的发刊词可知。参见《<解放与改造>发刊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20页；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0、916页。

⑤ 杨国强曾指出，20世纪是一个思想淹没知识、政论淹没科学的时代。参见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年，第353页。

⑥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9页。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出之《梁启超全集》将此信时间误标为1915年，应为19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