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明，李 夏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格萨尔》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广泛流传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在藏族、蒙古族、土族和裕固族等民族中均有传唱。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与交流，《格萨尔》逐渐流传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藏语《格萨尔》为主体，兼具多民族、多语言、多文本特点的宏大史诗体系。在新时代，《格萨尔》如何更好与社会现实相适应，如何在保持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拓宽史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路径，从而实现保护、传承、发展三者之间的协调统一，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那曲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一）自然环境

“那曲”（Nag-Chu），藏语意为黑色河流，因河流（怒江上游）而得名，故又称黑河。因地域辽阔，又称“羌塘”（Byang-Thang），藏语意为北方旷野，故又名“藏北”[1]（P1）。现为西藏自治区下辖地级市（下辖一区十县），位于西藏北部，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之间，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山地绵延分布，全境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中西部地势开阔，东部属河谷地带，多高山峡谷。那曲地区河流纵横，是长江、怒江、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纳木错、色林错和当惹雍错等众多湖泊星罗棋布。气候方面，属高原温带和亚寒带气候区，气候干燥，高寒缺氧。植被多为高山草甸草原，有少量灌木林。那曲地区是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雪豹等高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出产冬虫夏草、贝母、雪莲等药材，蕴含金、银、铬等矿产资源。基本经济形态和生计方式上，那曲多数县以畜牧业为主，个别县为半农半牧，是西藏的主要牧区。

（二）人文环境

在典型的雪域高原自然环境中，那曲地区形成了以高原畜牧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和经济形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部落和部落联盟为主体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①[2]（P9），进而产生了具有雪域藏民族特色的牧业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自然和文化条件下，孕育出英雄格萨尔的故事，铸就了非凡的《格萨尔》史诗文化。史诗中所描绘的自然景观，在现实中的藏北羌塘草原得以呈现。部落社会崇尚英雄，孕育了藏民族的英雄主义。以牦牛、黑帐篷以及糌粑酥油等文化因子维系的牧业文明将藏北诸部落和民众联系起来，形成具有统一性的文化根基。独特的雪域高原自然景观和部落社会，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牧业文明，激发了广大群众的诗性智慧和艺术创造力，孕育产生英雄格萨尔的故事。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格萨尔的故事经由一代代民间说唱艺人口耳相传，不断丰富和发展。至今，在那曲仍然留存许多与格萨尔相关的风物遗迹和传说，依旧活跃着百余位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英雄格萨尔的故事依旧是藏北民众集体的历史记忆。藏北那曲是孕育“格萨尔”文化的沃土。

二、那曲“格萨尔”文化现状

“格萨尔”文化以《格萨尔》史诗说唱为核心，涵盖由史诗说唱活动衍生出的诸多民族文化现象，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广阔的藏北草原不仅是藏北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集中地，还是“格萨尔”文化的重要流传区域，对于当前藏北那曲地区的“格萨尔”文化保护和传承情况进行深入调查是必要的。那曲地区在国家和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统筹协调下，积极推进《格萨尔》抢救、搜集、保护的相关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下文根据实地调查和相关资料梳理那曲“格萨尔”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情况。②

（一）艺人普查与非遗保护

那曲地区一直以来就是《格萨尔》故事的主要流传地区，至今依旧活跃着大量民间说唱艺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那曲地区群众艺术馆就开始了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普查工作。1999年，为了加强对那曲格萨尔艺人的制度化管理，那曲群艺馆开始建立系统的格萨尔艺人档案。2005年，经自治区文化主管部门批准，那曲群众艺术馆设立《格萨尔》史诗演述传承基地。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2006年《格萨（斯）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在有序推进《格萨尔》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工作同时，协同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申报《格萨尔》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成功列入。那曲地区也同时被确认为《格萨尔》史诗传承地域。2011年12月，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确定那曲地区群艺馆为自治区级“格萨尔传承基地”。2014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格萨（斯）尔”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那曲地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岭·格萨尔艺人之家”称号。

截至目前，那曲地区统计有格萨尔艺人126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人（巴嘎、阿旺巴丹），自治区级13人，市级71人，未评级50多人。关于格萨尔说唱艺人传习补助，那曲地区执行国家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的相关补助政策，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享受每年2万元的补助，自治区级传承人每年1万元补助，那曲市级传承人每年3000元补助。此外，那曲市政府还尝试吸纳国家级传承人为市群艺馆正式编制职工，享受基本工资待遇，改善艺人的生活待遇状况。

（二）说唱本整理与格萨尔遗迹普查

在那曲地区，市群众艺术馆作为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主要机构，自成立伊始便肩负起抢救、保护和传承“格萨尔”文化的艰巨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那曲群艺馆在开展普查格萨尔艺人的工作基础上，在有限的资金和专业设备短缺的艰难条件下，录制磁带，记录相关艺人的说唱本，开展抢救整理和出版《格萨尔》的相关工作。截至目前，那曲群艺馆先后出版《德岭之战》《十三骏马之源》、《阔岭之战》《洛岭之战》等《那曲艺人说唱故事》丛书（已出版8本），录制了《那曲——格萨尔艺人的故乡》“独家说唱本”系列光盘。2011年，那曲地区协助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完成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2011年度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建设项目——《格萨尔史诗专题资源库——藏北篇》。2015年和2016年联合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申报了《天籁之音——藏北格萨尔艺人独家说唱音频资源库》和《天籁之音—藏北格萨尔艺人说唱“十八大宗”音频资源库》。此外，2016年至2017年，那曲市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对市辖11县（区）范围内的136处格萨尔传说遗迹进行普查，建立相关档案和数据资料。

（三）机构组建与文化传承

长期以来，那曲地区《格萨尔》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主要由那曲市群众艺术馆承担，没有设立《格萨尔》的传承和保护工作的专门机构，亦没有设置《格萨尔》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机构和配备专业研究人员。2016年，那曲地区批准成立由文化局管理的那曲市“格萨尔文化研究中心”，编制4人，经费来源为全额事业编。专门组织机构的建立，能够全方位的推进“格萨尔”文化的相关工作。根据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关于下达“三区”文化工作者专项经费的通知》（藏文厅发〔2014〕411号）要求，为了继承和弘扬“格萨尔”文化，使那曲地区格萨尔艺人能够达到书写记录自己说唱的《格萨尔》藏文文本的目的，那曲群众艺术馆（后联合格萨尔文化研究中心）分别于2015年、2018年、2019年在拉萨和那曲举办了“那曲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格萨尔’传承人培训班”，对来自藏北那曲的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相应的藏语文教授和艺术表演培训。此外，那曲地区还积极选派优秀的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参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培训班”。为了更加科学、有序、全面推进藏北那曲“格萨尔”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2018年根据那曲市“格萨尔”文化发展需要，邀请相关专家制定了《那曲市格萨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那曲市“格萨尔”文化定位，探索传承保护问题和发展创新问题。目前，那曲地区初步制定了《“十四五”期间<格萨尔>文化传承发展规划》，推进多方式、多种类、多媒介的《格萨尔》保护、传承与发展。

（四）传统节日依托与文化传播

那曲地区是藏族牧业文化的重要地区，是西藏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羌塘地域文化的集中展示区，至今在那曲仍然保留着与藏北牧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节日和特色活动，其中最具特色性和典型性的当属赛马节。那曲市各区县都会在每年夏季七八月相继举行赛马活动，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当属那曲市的“羌塘恰青赛马艺术节”，届时藏北地区最优秀的骑手和赛马都会齐聚那曲，藏北各地各族群众会前来参加，每年还会吸引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化的集中反映和重要承载者，而史诗当中《赛马称王》的故事情节又与藏民族的赛马活动直接关联。在盛大的赛马节上展示《格萨尔》史诗不仅加强了其自身与藏北羌塘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又促进了《格萨尔》在不同人群中的传播。为了更好地传播“格萨尔”文化，2008年那曲地区在拉萨召开座谈会，听取和征求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制作了相应的演出服装和道具，将《格萨尔》史诗以舞台艺术的形式搬上了一年一度的“羌塘恰青赛马艺术节”。此后，《格萨尔》成为藏北赛马节上的重要文化展演项目。2014年，那曲地委、行署正式将“羌塘恰青赛马艺术节”命名为“羌塘恰青格萨尔赛马艺术节”，进一步扩大了《格萨尔》的传播面和影响力。在全面做好“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羌塘恰青格萨尔赛马艺术节”于2020年8月10日如期在那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历时5天时间，史诗《格萨尔》是赛马节上的重要文化展演项目。

三、“格萨尔”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

那曲地区开展的《格萨尔》抢救和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纵观整个抢救和保护过程，开展的一系列《格萨尔》工作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相比，似乎还稍显滞后。

（一）“语境”变化困境

从20世纪末开始，国家推行一系列现代化经济和社会政策，以促进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涉藏省区的现代化发展。这场现代化改革，的确促进了涉藏省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高和改善了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广大藏族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这意味着以牧业文明为基础的史诗《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嬗变，随之艺人们内心精神状态、传统价值观、人生观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现实的改变使得说唱艺人们不得不按照当代的社会语境努力做出相应的调整，然而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达到调整之初所期待的史诗、艺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首先，表现在城市化空间遮蔽了艺人的诗性思维和智慧的灵光[3]。其次，当前的消费文化消弭了艺人对艺术创造的原动力。当下艺人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当今社会，在强势的社会主流话语权前，在消费文化的利益驱动下，艺人们难以避免地将物质、金钱和名誉等视为衡量其社会地位的标准。再次，现代化的标准教育对于艺人说唱尤其是年轻艺人的说唱带来不可避免的书面化影响。即便绝大多数说唱艺人对上述影响持否认态度，但从“格萨尔”文化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警惕现代化发展之于传统说唱艺人的负面影响③。最后，对于当今依然活跃在民间的说唱艺人来说，除了上述现代化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外，更大的困境还是自身基本生活的保障与生活水平的改善。根据笔者在西藏那曲地区的调查，大多数民间艺人在进入城市生活之前，除了说唱《格萨尔》以外，其职业大都是从事牧业生产的牧民，且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经过各级非遗部门正式认定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基本生活来源大都依靠政府所给的从事《格萨尔》传习活动的补贴，部分说唱艺人平时在具有茶馆性质的仲康（Sgrung-Khang）④进行说唱的收入（这部分收入通常具有不稳定性），大概每月两千多，绝大多数说唱艺人日常几乎没有固定的薪金收入。再加上格萨尔艺人的家庭成员人数较多，且大多数都没有固定工作，这些收入很难维持其一家在那曲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而大多数活跃在藏北草原的民间说唱艺人其收入来源更是微乎其微。

（二）史诗文本整理出版的困境

在我国以口头艺术呈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随着老一辈传承人相继过世，而年轻一代传承人尚未成长起来，出现了传承人断代甚至后继无人的艰难境地，面临“人亡歌息”，文化就此逐渐走向消亡的境况。就《格萨尔》史诗说唱而言，因说唱传承方式特殊而无法复制，加上其自身传承的独特性，也无法进行相关的训练和培训，这一人类罕见的文化现象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遭遇“人亡歌息”的困境。因此，抢救性记录格萨尔传承人说唱是那曲开展“格萨尔”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基石和重中之重。目前，那曲市和自治区图书馆合作，已经录制了史诗艺人说唱音频资源库，但以书面文字形式正式出版的图书数量少，仍有大量的音频资料未能得到文本化的整理和出版。藏北那曲活跃的百余位民间说唱艺人，其说唱内容各具特色，尤其是新发现的那曲格萨尔艺人的独家说唱本，都是值得妥善记录和整理，并进行出版⑥。当前那曲地区在格萨尔传承人说唱的记录、整理和出版工作上显得缓慢和滞后，史诗文本汉译和外译出版工作尚未开始。导致上述情况的因素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那曲本地专门从事史诗《格萨尔》保护和传承工作的人员较少，具有一定学术研究素养的《格萨尔》专业人才更是稀缺。

（三）传承措施相对单一的困境

据了解，西藏自治区关于史诗《格萨尔》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当前仍然集中于对艺人说唱本的整理、翻译与出版工作。对于如何将史诗重新更好地推向现实社会与民众文化生活的相关工作略显不足。虽然在那曲、昌都两地建立了群众艺术馆，组织相关艺人定期进行说唱活动，但是这样的说唱活动其受众是有限的，影响范围更是存在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除了政府组织的相关演出说唱活动外，正式认定的格萨尔艺人们通常情况下会在当地的“仲康”进行说唱。由于“仲康”数量的有限（笔者调查那曲市有三家、安多县有一家），因此依然存在上述问题，尤其听众有限是关键问题。此外，以电视、光盘、广播等传统媒体形式存储和传播的受众群体也是有限的，在当今智能手机以及网络社交平台、自媒体、视频直播平台如此流行的情况下，通过传统媒介进行《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播，其影响力略显不足，而那曲地区的“格萨尔”文化传播形式，目前仍以传统的艺人说唱形式呈现，而单一的传统说唱艺术形式显然无法满足当今人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四）民间传承活力不足的困境

21世纪以来，国家和自治区各级政府陆续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格萨尔”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工作。即便如此，距离实现更加全面、更加完善、更加繁荣的“格萨尔”文化长足发展的预期目标，仍需要大量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那曲市在解决格萨尔传承人基本待遇、新建那曲《格萨尔》史诗文化演绎基地和博物馆核心展示基地、实施格萨尔说唱记录整理和出版工作、实施“格萨尔”文化遗迹保护工程、推进“格萨尔”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多形式多渠道的对外传播等方面，都需要政策和资金上的大力支持。此外，在那曲还存在一种具有民间性质的格萨尔说唱场所——“仲康”，在那曲市有三家，平均每家常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8到10人。说唱艺人们在“仲康”中说唱史诗，在维持自身基本生活的基础上传承《格萨尔》。此类“仲康”完全属于格萨尔说唱艺人和民间群体的自发性行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群体的自发性行为极易受到来自外界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影响⑤，呈现出分散性与脆弱性的特点。就目前而言，民间自发性传承“格萨尔”文化的力量依旧薄弱，其自身活力和文化传承作用尚未被社会各界所充分认识，更谈不上进一步帮扶和支持。

四、对策建议

（一）科学认定史诗说唱艺人

非物质文化根植于民间土壤当中，是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现实存在，是特定群体生活中“活”的文化。因而它无法被强制凝固的保护，它的生存与发展永远处在“活体”传承与“活态”保护之中[4]（P270）。其保护的核心是传承主体，也即是“人”的保护。《格萨尔》史诗作为藏民族优秀的口承传统，是依靠一代代说唱艺人口耳相传才得以流传至今。因此，在《格萨尔》的保护与传承中，其核心与关键是依旧活跃于民间的说唱艺人，对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合理与有效的保护工作事关整个史诗保护工作的全局。那曲市相关部门应当对史诗说唱艺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准确的核查与记录存档工作，逐渐完善《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的科学认定工作，建立健全程序科学、公正，体系完善、合理的传承人体系。其次，制定系统的、具体的、有层次的补助机制，为史诗传承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可尝试借用“社会公共管理类岗位中的乡镇文化服务宣传员”这一公益性岗位来从整体上解决说唱艺人的基本待遇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对民间艺人进行相应的职业培训，保障民间艺人的基本生活。

（二）加强《格萨尔》史诗的记录、整理、翻译与出版

充分发挥那曲地区拥有诸多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的独特优势，从文本、音频、影像等多维视角记录当代那曲格萨尔艺人说唱和文化传承。继续推进和加强那曲格萨尔传承人说唱本的记录、整理和出版工作。优先记录“高级别高龄濒危格萨尔传承人”的完整说唱本以及“那曲格萨尔传承人独家说唱本”，进而扩展到“那曲格萨尔说唱全集”的记录工作。为此，自治区编制部门应考虑逐渐恢复和加强相关科研院所《格萨尔》史诗保护和研究的建制，提高对于开展与史诗保护、传承与发展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将“格萨尔”文化教育纳入民族文化教育体系当中，着力培养具有严谨科学态度和较高研究水平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充实“格萨尔”文化保护研究队伍。鼓励年轻学人扎根基层、回归文化土壤，从事史诗相关工作。在发挥那曲本地现有人才优势的基础上，引进从事《格萨尔》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人才，组织全区乃至全国的翻译力量进行集中翻译与出版工作。此外，依托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和自治区社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涵盖研究人员、史诗艺人和地方学者的校地结合“格萨尔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积极开展《格萨尔》史诗文化与藏北羌塘的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加强那曲特有“格萨尔”文化现象的深入研究；借助现代语言识别与人工智能等相关前沿科技研究成果，加快藏语及其方言的语音识别系统研究，进而有效推进《格萨尔》史诗说唱的语音处理和文字记录工作；促进多种形式的“格萨尔”文化综合数据库建设，实现资源共享，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数据和资料支持；思考和探索史诗研究成果与合理开发利用的有机结合，促进科学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

（三）充分发挥民间传承力量

相关部门应将《格萨尔》说唱纳入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让《格萨尔》说唱艺术重新回到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史诗说唱艺术，满足社区及居民公共文化需求。应当制定政策与采取具体措施，对民间集体或个人的史诗保护和传承活动给予支持和鼓励，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在《格萨尔》传承保护中的作用。就那曲而言，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积极扶持民间“仲康”的发展，尤其是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和资金上给予资助，提升其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和规避突发性社会风险的能力，加强其作为藏北群众日常公共空间中的文化传播功能，激发民间力量在“格萨尔”文化传承保护与对外传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拓宽“格萨尔”文化传播方式和路径方面，充分应用具有可移动性和便携性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端的微信、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发挥其特有的便携性和即时性，可使传统的《格萨尔》说唱艺术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约束，使其传播范围和受众更加广泛。应当在尊重和坚持“格萨尔”文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之上，依据现实和受众的需求，拓展呈现史诗内涵的文化传播方式，如舞蹈、戏剧、影视、绘画、音乐、沉浸式体验项目等等。整合那曲地区“格萨尔”文化资源，建设藏北“格萨尔”文化博物馆，探索开发“格萨尔”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使得《格萨尔》史诗文化成为真正的活态文化现象。

（四）推进那曲“格萨尔文化（羌塘）生态保护实验区”申报工作

在新时期，一方面应采取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让藏北草原继续焕发生机，因为藏北草原是“格萨尔”文化的孕育之地，也依旧是诸多说唱艺人的灵感源泉。另一方面加强家庭、社区、学校对于《格萨尔》史诗文化的教育传播作用，尤其是对于儿童的传统文化教养和濡化作用。生态文化保护区的建设，能够保护藏族文化的语境，并从自然和社会总体上对地域文化起到保护作用。2014年，青海省申报建立了“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依托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整体性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对“格萨尔”这一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空间采取科学保护，实现对果洛地区“格萨尔”文化进行整体性、抢救性、生产性、数字化以及法律化等多重保护。此外，在果洛州存在的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然生态和文化空间，与文化传承相关的文物古迹，以及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关的物质载体等都被纳入该生态文化保护区的工作范畴当中[5]。“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开拓了当代“格萨尔”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整体模式，为我国整合“格萨尔”文化资源的基本构想提供了现实依据。那么，藏北那曲同样作为《格萨尔》的重要流传区域，活跃着百余位民间说唱艺人，还拥有丰富的藏北羌塘文化资源，可以借鉴果洛地区开展《格萨尔》保护工作的成功经验，根据那曲本地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加快推进那曲“格萨尔文化（羌塘）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申报和建设，将是那曲市“格萨尔”文化迈向更高层次整体性区域文化保护的关键措施。

[注释]

①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博士等学者的调查结果，在20世纪50年代，藏北牧区有部落联盟（或部落）50个，小部落近300个。

②文中相关数据和资料由那曲市“格萨尔文化研究中心”提供。

③笔者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调查时发现，当前格萨尔说唱艺人或多或少表现出对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条件改善的满足，另一方面也对现代生活对其说唱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忧虑。问及《格萨尔》未来的传承，艺人们表现出一种既有希望也有担忧的矛盾心理。

④“仲康（Sgrung-Khang）”是一种特有的将《格萨尔》史诗说唱同茶馆相结合，形成一种集休闲娱乐、信息交换、人情往来和文化传播功能于一体的格萨尔说唱馆。

⑤笔者前后两次赴藏调研时，学界、政府部门、说唱艺人、民众均表达出加强对《格萨尔》说唱本进行记录、整理和出版的迫切愿望。尤其是说唱艺人更是希望自己说唱的格萨尔故事能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呈现，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伟大的作品。

⑥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后，西藏自治区贯彻国家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各类服务性公共场所暂停营业近三个月，直到四月底五月初才陆续恢复营业。在这期间那曲“仲康”也不例外，三个月收入几乎为零，格萨尔说唱艺人没有了收入来源。那曲三家“仲康”的组织者也都纷纷抱怨生意不景气，能够基本维持日常运转已经很不易，甚至担心面临交不起房租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