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欢

（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引言

共同体主义者高度重视“认同”在共同体形成、巩固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认同的形成，对于共同生活的团结局面的形成，是关键性的”[1](P19-20），“从客观的角度，认同保证了一个人与社会的有效整合，而从主观的角度，它产生最基本的真实感和忠诚感”[1](P20-21）。由此，认同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个人实现在共同体内部的自我定位和权益满足，另一方面，共同体内部的共识达成、团结实现也是建立在个人对该共同体的认同基础之上。国家是共同体的重要表现形式，国家的建立、稳定和团结同样建立在该国公民个人对本国的国家认同之上。国家认同是一国国内民众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传统等要素的深刻认同和高度忠诚，在此基础上，国家这一共同体形式得以建立形成。国家认同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其中，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得其国家认同的思想行为尤为引人注目。对此，马戎教授指出：在国家政权内部，“在核心区的中央政府与边缘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精英人物的双向互动过程中，中央政权的政策和做法是必须研究的，但是如果忽视了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精英人物思想与行为的研究，那么，对这一互动过程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2]（P164）

近代以来，在外敌入侵、西学东渐等因素刺激下，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使得近代国人产生了对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迫切需求，中国国内形势出现深度变革。在此过程中，包括藏族上层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政治选择以及国家认同程度成为近代中国国家统一局面的维持以及完成向近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得以保持历史的延续向民族国家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

西藏地区是国内藏族的主要聚居区，藏族群众长期以来形成了对“帝制中国”的“天下认同”，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建构。在近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相对松弛的状况下，以班禅世系为代表的西藏地区藏族僧俗上层人士坚定保持历史以来国家认同的爱国立场，为西藏地区藏族群众参与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准备了条件。

当前，学术界关于“藏族上层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还着墨不多，相关成果主要有刘永文和李玉宝的《近现代藏族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3]一文，结合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深度分析了中国由“帝制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等藏族上层人士国家认同的思考与调试。李双和喜饶尼玛的《民国时期康区藏族精英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实践——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例》[4]，从第三次康藏纠纷这一历史事件出发，剖析了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康区各类藏族上层人士的政治倾向以及对民国政府国家认同的形成历程。钟宇海和喜饶尼玛的《国家认同与全民抗战——以藏族民众的抗日活动为例》[5]，论述了国家认同基础上的藏族各界人士通过捐款捐物、参军参战等形式对国家抗战的支持，同时指出，在全民抗战中藏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周晓艳的《身份与意义——藏族精英贡觉仲尼国家认同论析》[6]，从近代时期贡觉仲尼的个人生命历程出发，论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历史形势下藏族上层人士贡觉仲尼对中国国家认同的践守。上述文章都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然而对于“藏族上层国家认同”的整体研究来说仍存在很大的探讨空间。上述研究基本专注于近代藏族上层人士的国家认同研究，对于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作为藏族主要聚居地的西藏地区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的新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缺乏相关研究表述。本文试图在上述学者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藏族上层国家认同”研究的话语体系。

一、和平解放时期西藏地区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的新中国国家认同

自1949年8月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致信彭德怀到1959年3月平息拉萨叛乱，一般认为这一历史阶段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进军西藏、签订协议①以及维护和执行协议进行了大量工作。在此过程中，以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为代表的西藏地区藏族僧俗上层爱国人士迅速建构起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这一认同的建构推动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及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塑造的历史进程。

（一）十世班禅的国家认同

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在西藏民族中有深刻影响。班禅系统向来有心向中央的爱国传统。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在进军西藏、签订协议、执行和维护协议以及平息拉萨叛乱的各个历史阶段，十世班禅及其堪厅组成人员都表现出高度的新中国国家认同，为西藏和平解放目标的达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班禅在藏族群众以及藏传佛教信众中的政治宗教地位。在西藏和平解放尚处于筹划阶段时，毛泽东致信一野司令员彭德怀，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7]（P1）。与此同时，班禅系统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深为认同，因而拒绝了国民党携班禅前往台湾的请求。对此，班禅说：“我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明的认识和觉悟……我只是不想离开家乡，加上大体上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所以决心留下来了。”[8](P15）十世班禅在历史巨变的关头，顺应历史潮流，坚决拥护共产党，这对于稳定西藏民心，化解西藏人民对共产党政策的疑虑，促进西藏人民对共产党的接纳以及对新中国国家认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刻，十世班禅授权计晋美以其名义致信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成立发表贺电：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心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叩

十月一日[9]（P127）

同时致信彭德怀，信中说：

西北已获解放，边民同声欢乐。今后人民之康乐有期，国家之复兴可待。即久被忽视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领而望，卜庆来苏，乃你领导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9]（P127）

对于西藏解放，十世班禅代表西藏人民向新中国政府发出急切请求。在中国共产党、班禅系统等一批爱国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在协议中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10](P43）。对此，十世班禅高度拥护，于1951年6月1日致信毛泽东：

“在新中国的大家庭里，我们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尊重，我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各级人民政权并受到优遇，我们的农牧经济生活日益改善，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扶植，我们藏族人民的健康也得到了人民政府亲切的照顾”。

“在您的英明领导下，西藏的未来必然成为幸福与繁宁的西藏，西藏的民族必然成为发展进步的民族，我们各族人民的祖国，在其所已经奠定强大而牢固的基础上，必然成为更加尊荣和繁昌的祖国”。[9]（P230-231）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统筹，协议签订后，在离开西藏29年之后，班禅得以重返日喀则。在执行和维护协议过程中，十世班禅也表现出对新中国的高度认同。1955年3月9日，毛泽东在同十世班禅谈话时，十世班禅回顾过去几年国家在西藏的工作时说：“西藏解放几年来，国家对我们的帮助确实是很大的”“例如开办人民医院，发放各种贷款。尤其在经济上，我们西藏主要产羊毛，过去从牧区运到农区，农区运到印度，不但得不到合理的价格，反而遭到哄骗或卖不出去，但自解放后，中央以高价进行收购。以上这些，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7](P120）

1959年3月，拉萨动乱爆发，中央政府下达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1959年3月29日，十世班禅在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我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拥护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出示的公告”。

“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工作”。

“我将竭诚努力，团结西藏僧俗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满怀信心地积极地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彻底粉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支持下所搞的一切无耻的叛国勾当”。[11]

在事关西藏地区前途命运和国家稳定团结的紧要时刻，作为藏族上层领袖的十世班禅再次展现出高度的国家认同以及坚决的反帝爱国立场，为之后西藏人民对新中国国家认同的全面建构起到了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阿沛·阿旺晋美的国家认同

阿沛·阿旺晋美是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地方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的重要代表，是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的见证者和积极参与者，为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以及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9月，西藏地方政府制定了对抗解放军的“文武策略”，不断增兵藏北和昌都一线，企图将解放军阻挡在金沙江对岸。1950年8月，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新任昌都总管，负责昌都布防。阿沛·阿旺晋美等人在深度思考的情况下，提出了同共产党进行和谈的建议。9月4日阿沛·阿旺晋美根据自己所见情况，结合时局，致电噶厦，主张和谈解决问题。信的内容转引如下：

“……本人衔命前来，肩负文武之职，当尽全力效劳。但从目前情况看，应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谈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这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我向护法神起誓，这绝非是为了贪图功利，亦非是为日后的失误寻找借口。”[12](P250-251）

然而，拉萨当局自恃有帝国主义势力撑腰，顽固坚持拒解放军于金沙江对岸的立场，置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种种努力而不顾，对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劝告和担忧不予理会。在此情况下，共产党只能通过发动昌都战役，以达到“以打促和”的目的。

昌都战役失败后，阿沛·阿旺晋美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深刻的了解，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说：“我们和解放军接触两个多月，他们不住民房，不住寺庙，不论刮风下雨，都住帐篷，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线，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作所为是为人民服务的”。[13](P52）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阿沛·阿旺晋美逐渐坚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在此基础上，阿沛·阿旺晋美的新中国国家认同得以建构。阿沛·阿旺晋美主动帮助解放军共同做当地贵族和高官的思想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四十多名僧俗官员自发联名致信噶厦，试图说服噶厦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解放西藏问题。1950年11月9日，阿沛·阿旺晋美等四十多名官员在给噶厦的信中说：

“汉族绝不干涉和欺压西藏人民，这是早已确定了的。过去在西藏流传的什么共产（党）要全知佛王没有政教大权，毁灭宗教和寺庙，……，不干劳动活不准吃饭，以及共产先甜后苦等等，都是英美及国民党为挑拨离间而制造的谣言。事实真相根本不是如此。上述事实是我们亲眼所见，全可放心”。[14](P173-174）

由上可见，阿沛·阿旺晋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昌都战役结束后已经初步建构。在昌都战役解放军“以打促和”之威慑下，经过各方努力，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同中央政府进行和谈，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谈判代表赴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2月18日，阿沛·阿旺晋美、堪穷·土登列门、仁希桑颇·登增顿珠三名代表由昌都经甘孜、康定、重庆直接赴京，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仲译钦波（僧官机构译仓的长官，相当于秘书处）土丹旦达为谈判代表，由亚东经印度前往北京参加谈判。当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对待刘文辉（西藏上层对刘文辉比较熟悉）的态度后，更坚信了中央的诚意和宽广胸怀。

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顺利在北京签订，阿沛·阿旺晋美在签字仪式上发表讲话：

“在一百多年来，由于我们最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骗、挑拨，满清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我们民族的离间、分裂，使我们长期处在贫困和落后的境地。尤其是近几年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散布了许多对共产党污蔑造谣和骇人听闻的反动宣传，使我们对中央人民政府也存在着疑惧的心理。这一次，我们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响应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来到北京参加光荣的有历史性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在昌都、甘孜、康定、重庆、西安，及广州、武汉，一路上受到各地首长的热烈欢迎和关怀，我们更加目睹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区域自治的事实与初步成绩。这些事实明确的告诉了我们：今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过去历代的反动政府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我们衷心的热烈地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正确方针。……今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下，与全国各兄弟民族团结合作，才能驱逐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巩固我们祖国的西南边防，也才能建设好我们繁荣幸福的祖国大家庭。”[14](P192-193）

阿沛·阿旺晋美的讲话不仅可以体现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而且表达了其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及其反帝爱国立场。这一认同和立场在执行和维护协议、平息拉萨叛乱阶段得到阿沛·阿旺晋美的继续保持，为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的开展、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站稳脚跟以及西藏地区各方力量的关系协调做出积极贡献。

二、和平解放时期西藏地区藏族上层爱国人士新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影响因素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以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为代表的西藏地区藏族僧俗上层爱国人士迅速建构起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这一认同的建构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天下认同”的历史惯性

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帝制中国”时代，藏族从唐朝时期通过与大唐王室通婚缔结“甥舅之邦”，到元朝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至此，藏族融入中华的历史叙事，形成对“帝制中国”的“天下认同”。这种认同在明朝以及清中前期中央政府治藏力度的不断强化中也随之加强。

藏族对“帝制中国”的“天下认同”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层面得到体现。首先，在政治层面，藏族主体所在的西藏地方逐渐形成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倾向，而中原政权成为其政治依赖的主要选择。这种依赖倾向主要是由西藏的宗教状况所决定的。历史上，藏族全民信教的传统，使得中央王朝在治藏过程中对藏传佛教各派别多采用“多封众建”策略。与此同时，为取得在藏的政治主导权，各藏传佛教派别争相争取外部支持和中央认可。在此过程中，西藏地方对中原政权的政治依赖逐渐形成。其次，在经济层面，中国内地市场对西藏地方的重要性逐渐增强。西藏地方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自身生产力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同时，中央政府也多通过“以茶御番”等策略，强化西藏地方对中原经济的依赖，以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最后，在文化层面，藏族长期呈现出对华夏文明的高度认可。这种认可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层面对中原地区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文化认同从藏族通过重塑自身祖源以融入华夏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藏族都保持着对“帝制中国”的“天下认同”，这种认同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对以后历史时期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从“帝制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以班禅系统为代表的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由对“帝制中国”的“天下认同”转变为对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二）西藏人民的爱国传统

西藏人民向来有深刻的爱国情怀，这种爱国传统在近代以来反对外敌侵略的过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近代以来，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藏地方同样成为英俄美等觊觎侵略的对象。这种侵略倾向在麦金德的“陆权论”这一地缘政治学说的推动下更为加强，深化了我国西藏地方的地缘政治危机。麦金德在其文章中说：世界岛的中心位于欧亚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带，这一心脏地带西起东欧，东至中西伯利亚、蒙古，南起中国西藏，北至北冰洋。同时指出：“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15](P14）。据此理论，英、俄两国最先开始了对我国西藏的争夺。其中，以英国为甚。英国通过两次侵藏战争不断攫取在中国西藏的政治、经济特权，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在此过程中，西藏上层人士在中国国家认同和爱国立场的驱动下，通过“江孜保卫战”等形式坚决反击外敌侵略，有效捍卫了中国国家主权。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西藏人民的爱国情怀成为西藏上层人士爱国行动的出发点，为中央政府在藏工作的开展，清除帝国主义在藏特权，推动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西藏人民的自身解放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利益的杰出代表，是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局面的引领者、捍卫者。在近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内民族状况实际出发，制定了符合各民族利益的民族宗教政策，为各民族的平等以及发展权利提供了切实保障。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0](P3）。据此，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中指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10](P43-44）。

以上条款所体现的民族宗教政策充分保证了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成为推动西藏和平解放顺利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成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藏族上层人士新中国国家认同迅速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

结语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以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为代表的西藏地方藏族僧俗上层在“天下认同”的历史惯性、西藏民族的爱国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等历史与现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迅速建构起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为之后西藏地区藏族群众对新中国国家认同的全面建构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推动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及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塑造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为新时代藏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和民意基础。

[注 释]

①指《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该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