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乐事》的“另类”叙事及其意义
2021-12-04颜景旺
美育学刊 2021年2期
颜景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近代以来,上海作为较早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促使其职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与地域备受关注,尤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层面,更是热议话题。西洋音乐作为“西学”的有机构件,在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传入,继而导致“新音乐”的崛起。在音乐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就已有学者意识到寓沪外侨音乐活动的重要价值,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囿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涵盖面较窄,呈现出碎片化的研究样态,仅是聚焦于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音乐社团与音乐机构,且在时间维度上,大抵不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二三十年,缺乏一种从宏观上、整体上审视“上海开埠”至1910年前后中国近代音乐转型过程的叙事。
新西兰华裔学者宫宏宇自1988年起,先后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奥克兰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翻译学硕士和汉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奥克兰理工大学、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现兼任宁波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由于丰富的学术经历,他长期致力于中西音乐交流、五口通商后西人在华音乐生活、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等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就“晚清乐史”而言,较之既有成果,他的《海上乐事: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1843—1910)》(以下简称《海上乐事》),无论从切入视角、史料内容、结构秩序来看,抑或从叙事范式、批判立场、具体结论观之,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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