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成学

（长春师范大学苏颂研究所，长春 130033）

最近几年，在编撰《苏颂生平任职著作亲友纪年》，反复阅读苏颂文集——《苏魏公文集》，苏颂家训——《魏公谭训》《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苏颂族谱等书，发现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嘉祐补注本草》不是掌禹锡所编，而是苏颂所撰。

中医古籍出版社所印“宋元本草名著丛书”，《嘉祐本草辑复本》写明：“宋掌禹锡等撰，尚志钧辑复”。

《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233页：嘉祐本草条说：“见《补注神农本草》条139页：《补注神农本草》：书名。20卷，目录1卷。宋嘉祐年间掌禹锡等撰，又名《嘉祐补注本草》。本书以《开宝本草》为基础，参考诸家学说，由掌禹錫、林亿、苏颂等加以补充修订，共收集药物1082条，原书已佚。其中部分内容赖《证类本草》引录得以保存。”237页：“掌禹锡（十一世纪）北宋地理学家，兼通医药。……1057（嘉祐二年）奉命与林亿、苏颂、张洞等以《开宝本草》为蓝本，参校诸家本草校正《补注本草》，凡本经已载而所述粗略，或群众所用而医家未闻者，均加以补充注释或删节，撰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二十卷。又将全国各郡县所献药图，详加校订，编成《本草图经》二十卷”[1]。《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不仅主张《嘉祐本草》为掌禹锡主编而且认为《本草图经》也是掌禹锡主编。我们为此，而写这篇苏颂主编《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的考述文章。

1 考述与研究苏颂和《嘉祐本草》一书对中医药界的学术价值

嘉祐二年（1057）八月，苏颂开始领导补注《嘉祐本草》一书，嘉祐五年（1060）八月完成，嘉祐六年（1061）又领导主编《本草图经》一书。两书为姐妹篇，在中医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1 苏颂和《本草图经》《嘉祐本草》在当代的重大影响

2020年是苏颂千年华诞，在苏颂的出生地厦门市和苏颂的终老地镇江市同时举办苏颂千年华诞的庆典和学术研讨会。厦门市邀请苏颂研究会新任会长、长春中医药大学苏颖教授到会作主题报告；镇江市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兴海到会作重要讲话，张书记因省领导有会，派宣传部瞿新明部长和王圆圆副部长代表他出席会议。福建中医药大学和中国药学会药学专业委员会、福建省中医药学会等也举办了苏颂千年华诞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其主要内容就是研讨苏颂的《本草图经》与《嘉祐本草》。早在1993年，长春中医学院院长、苏颂研究会会长邓明鲁终身教授就主办了苏颂与《本草图经》研讨会，请全国的各大中医院校到吉林省敦化市开会，出版了《苏颂和<本草图经>论文集》和《苏氏医方集成》两部专著。2009年长春中医药大学组成以苏颖、赵宏岩两教授为主编的课题组，有十多位教授、副教授参加，于2011年9月完成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本草图经研究》一书，此书多次受奖。2012年5月为了纪念病逝的邓明鲁校长，第二任苏颂研究会会长、长春中医药大学校长王之虹教授又与管成学教授主编了《论苏颂与<本草图经>》一书。

1.2 《嘉祐本草》对中医药界的重大学术价值

《神农本草》虽经汉、唐医药学家的编撰补注，不断增补，内容逐渐扩大。但并未完善。对《神农本草》的考证和增补，苏颂作出了重大贡献。苏颂考述和研究《神农本草》的直接学术成果，即《嘉祐本草》一书。

苏颂考述《神农本草》之源流，指出前人的错谬：“唯梁《七录》载《神农本草》三卷，推以为始，斯为谬矣。或疑其间所载出生郡县有后汉地名者，以为似张仲景、华陀辈所为，是又不然也。”

苏颂认为《神农本草》非一时一人之作。它是“盖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两汉以来，名医益众，张机、华陀始为之编录耳”。

苏颂领导编撰的《嘉祐本草》。对汉、唐以来对《神农本草》的增补和宋代初年的“详定”“重定”工作，做了详细的考述和研究，给以增补和注释，把本草学和中医药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嘉祐补注本草》总序中说：“旧药九百八十三种，续添八十二种，附于注者不预焉。新定一十七种，总新旧药一千八十二条，皆随类粗释，推以十五凡则，补注之意可见矣”（以上引文均见《苏魏公文集》992-995页，中华书局1988年）。

苏颂在考述和编撰《嘉祐本草》的过程中，发现《唐本草》之后，本草书中的药图已经失传，这对于辨识药物是重大缺欠，他提出恢复《唐本草》图、经并重的传统。请求皇帝颁诏各路、州、县，请医师、药农、药商等采集标本，画成图样，填写图经，送汴京校正医书局，编撰有图的《本草图经》。是苏颂在编撰《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两书时，恢复了本草书的药图。这是功高千古，福泽当代的伟大功绩。所以，本文对本草学和中医药的学术价值大于史学的恢复本真的考证。

2 《嘉祐补注本草》的体例由苏颂确定

苏颂所著《苏魏公文集》卷65，《补注神农本草总序》说：“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开宝重定本为正，其分布卷类，经注杂揉，间以朱墨。并从旧例，不复厘改”。

“凡补注并据诸书所说，无所刋润。其意义与旧文相参者，则以删削，以避重复。其旧已著见而意有未完，后书复言，亦具存之。欲详而易晓，仍每条并以朱书，复言亦具其端，云臣等谨按某书云某事。其别立条者，则解于其末，云见某书”。

“凡所引书以唐、蜀二本草为先，他书则以所著先后为次第。凡书旧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人云。唯唐、蜀本则曰：唐本云、蜀本云”。

“凡字朱墨之别，所谓《神农本经》者以朱字，《名医》因《神农》旧条而有增补者，以墨字，间于朱字。余所增者，皆别立条，并以墨字”。

“凡陶隐居所进者，谓之《名医别录》，并以其注附于末。凡显庆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开宝所增者，亦著其末，曰今附。凡所增补，旧经未有者，于逐条后开列，云右几种臣等续添”。

“凡药旧分上、中、下三品，今之续添，难于详辨，但以类附见，如绿礬次于礬石，山薑花次于豆蔻，扶栘次于水杨之类是也”。

“凡药有功用，本经未见而旧法已曾引据，今之所增，但涉相类，更不立条，并附本注之末，曰续附。如瓦苔附于垣衣，燕覆附于通草，马藻附于海藻之类是也”。

“凡旧注出于陶氏者，曰陶隐居云。出于显庆者，曰唐本。注出于开宝者，曰今注。其开宝考据传记者，别曰今按、今详、又按，皆以朱字别于其端”。

“凡药名本经已见，而功用未备，今有所益者，亦附于本注之末。凡药有今世已常用，而诸书未见，无所辨证者，虑其传闻非审，亦所不载。如葫芦巴、海带之类，当别为《图经》以详注之”[2]。我们考核尚志钧先生的辑复本，并核对从宋以前各本草书之引文《嘉祐补注本草》完全是按苏颂的体例编撰的。这是苏颂主编之确证。

3 苏颂总结了《嘉祐补注本草》的成就并指出其最大缺欠

苏颂在《补注神农本草总序》中，对补注前的《神农本草》评论说：“是书自汉迄今甫千岁，其间三经撰著，所增药六百余种，收采深广，可谓大备。而知医者犹以为传行既久，后来讲求寖多，参校近之所用，颇亦漏略，益有纂录，以备颐生敺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诏臣禹锡等再加校正，臣颂等亦既被命，遂更研核。窃谓前世医工，原诊用药，随效则记，遂至增多，概见诸书，浩博难究。虽屡加删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经已载，而所述粗略，或俚俗尝用，而太医末闻。向非因事详著，则遗散多矣”[2]。“乃请因其疏梧，更为补注，应诸家医书、药谱所载物品功用，并从采掇。唯名近于迂僻、类乎怪诞则所不取。自余经史百家，虽非方饵之急，其间或有参说药验较然可据者，亦间收载。务从该洽，以副诏意”[2]。苏颂在《苏魏公文集》卷65，《本草后序》中，指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的最大缺欠是没有药图，他建议朝廷编撰有图的本草。

“及见唐显庆中，诏修本草书，当时修定注释本经外，又有诸般药品绘画成图，及所撰图经等，辨别诸药，最为详备。后来失传，罕有完本。欲下诸路、州、县应系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实、采收时月及所用功效。其蕃夷所产药、即今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赉送，当所投纳，以凭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经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奏可”[3]。如果不是亲手编校，怎能对卷帙繁多，复杂重叠的《嘉祐补注本草》做出那么简明精准的根概括?又怎能指出全书的重大缺欠并向朝廷建议编撰《本草图经》呢?

4 《魏公谭训》《续资治通鉴长编》《掌禹锡墓志铭》等对《嘉祐补注本草》之记载

4.1 苏象先在《魏公谭训》中说《本草图经》《嘉祐本草》是苏颂主编

苏象先在《魏公谭训》卷一中说：“祖父嘉祐中，奉诏同修《本草图经》，时掌禹锡大卿为官长，博而寡要，昧于才识。笔削定著，皆出祖父之手”[4]。苏象先明确地说掌禹锡是长官、领导者。而“笔削定著” 皆出祖父之手。即苏颂是作“笔削定著”工作的主编。

4.2 苏颂在为掌禹锡所写墓志铭中记载的掌禹锡著作

苏颂为掌禹锡所写墓志铭——《工部侍郎致仕掌公墓志铭》中说：“与故翰林王公洙同撰《皇祐方域图志》，既成五十卷上之。王公奏略曰：‘并是掌某讨论辨证，非臣敢冒均其能’。仁宗面加褒语，再命绘图置便坐，继有金紫缯币之赐。是后删修《地里新书》，重纂《类篇》。补注《神农本草》，编撰《本草图经》公皆在其选”。

“其著述藏于家者，《文集》二十卷、《晋阳刀笔》六卷、《郡国手鉴》一卷、《周易杂解》十卷”。“平生笃好推命之术，自撰《周易流演遁甲图》一卷”[5]。苏颂写得很清楚，掌禹锡著作有三类。第一是两个人合作的，与翰林学士王洙合撰了《皇祐方域图志》，删修《地里新书》，重纂《类编》。第二是多人参与的，即补注《神农本草》，编撰《本草图经》，“公皆在其选”。第三是掌禹锡一个人的著作，有《文集》《晋阳刀笔》《郡国手鉴》《周易杂解》《周易流演遁甲图》。

苏颂是一个著作等身，决不掠美他人的道德模范，如果掌禹锡在《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做了较多的工作，他决不会用“公在其选”来说明。“公在其选”就是说挑选医药书籍编校官员时，掌禹锡被选中了。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掌禹锡领导校正医书局只有三个多月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嘉祐二年八月庚戌，韩琦言：‘朝廷近颁方书诸道，以救民疾，而贫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请自今诸道节镇及并、益、庆、渭四州，岁赐钱二十万，余州军监十万，委长吏选官合药，以时给散。’从之。琦又言：‘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秘要》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编行。’乃诏即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命直集贤院、崇文院检讨掌禹锡等四人，并为校正医书官”。

《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光禄卿张子宪、赵良规、掌禹锡、齐廓、张子思并为直秘阁。先是，子宪等并为太常少卿兼馆职，当进谏议大夫，而执政靳之，止迁太卿。故事，卿不兼职，故皆罢。于是，特请而还之。子宪迁光禄卿，已见至和元年十二月，今两出之。良规去年二月以少常、直集为光禄。禹锡去十一月以少常、直集、崇文检讨为光禄。廓正月以少常、直史为光禄。子思二月以少常、直秘为光祿[6]。从上文可知，掌禹锡嘉祐二年（1057）八月，被任命为校正医书局的长官，十一月又从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擢升为光禄卿。也就是说他领导校正医书局只有三个月就升官了。而光禄卿一职是六部九卿长官之一，是非常繁忙的。他虽还兼领医官之职，是不能主持《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的。而苏颂是在校正医书局工作了八年之久，不曾调动工作。所以，他才有时间主持《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的编撰。

4.4 《苏魏公文集》中苏颂撰写的《嘉祐补注本草》总序和后序也是苏颂主编《嘉祐本草》之确证

按宋代校正医书局的惯例是谁主编谁写序，苏颂写了《补注神农本草总序》和《本草后序》，《本草图经序》《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序》和《后序》，都收入了《苏魏公文集》卷六十五。现在，只有《嘉祐补注本草》还有争议。

苏颂在《总序》中，考证了《神农本草》的源流，他指出“旧说《本草经》神农所作，而不经见，《汉书·艺文志》亦无录焉。”唯梁《七录》载《神农本草》三卷。推以为始，斯为谬矣。或疑其间所载生出郡县有后汉地名者，以为似张仲景、华陀所为，是又不然也”。苏颂考证指出古人认为《本草经》是神农所作，或因书中有后汉地名，又认为是张仲景、华院所编，都是不正确的。据《淮南子》的记载：“盖上世末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本草经》最初不是个人著作，而是医药者师徒相传，积累成书。

“两汉以来，名医益众，张机、华陀辈始为之编撰耳。然《神农旧经》才三卷，药止三百六十五种。至梁陶隐居又进《名医别录》，以三百六十五种，因而注释分为七卷”。这是唐以前《本草经》的情况。

苏颂在《总序》中又说：“唐显庆中，监门卫长史恭又摭其差谬，表请刋定。乃命司空英国公李世勣等与恭参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种，分门部类，广为二十卷，世谓之《唐本草》。国朝开宝中，两诏医工刘翰、道士马志等相与撰集，又取医家常用有效者。一百三十三种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学士卢多逊、李昉、王祐、扈蒙等重刋定，乃有“详定”“重定”之目，并镂版模行。由此医者用药遂知适从。而伪蜀孟昶亦尝命其学士韩宝升等以唐本并图经参比为书，稍或增广，世谓之《蜀本草》，今亦传行。是书自汉迄今甫千岁，其间三经撰著，所增药六百余种，收采深广，可谓大备”[2]。这是唐至宋的刋刻增补。

至今讲述《神农本草经》之源流者，依然以苏颂的论述为依据，如果不是亲自主编和校核《嘉祐补注本草》，怎能对《本草经》之源流考证得如此精确呢！

综上可知，苏颂考证了《神农本草经》之源流，确定了《嘉祐补注本草》的体例，总结《嘉祐补注本草》的成就和缺欠，撰写《嘉祐补注本草》的总序和后序，可以充分证明是苏颂主持编撰了《嘉祐补注本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