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玲，于 海，魏 岩，张文风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吴有性，字又可，“温疫学派”创始人，约生活于公元1582～1652年，是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据史料记载，崇祯辛巳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瘟疫，在运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无效的情况下，吴有性推究病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临床经验，写下了《温疫论》这一著作。《温疫论》分上、下两卷，系统论述了疫病病因、病邪传变、治则治法，用药宜忌、预后调摄等，体现了吴有性学术思想的精髓。在治法上，重视驱邪兼顾扶正，具体治法强调疏利与分消；借鉴前人对外感病的治法及处方，并融汇自身感悟，自拟达原饮、三消饮等名方，开创治疫新思路，相关理论与临床经验对于疫病防治具有重要价值。秉承中医“随证立法、依法处方”的原则，本文试从辨证、治法、处方三方面进行总结，意将“证、法、方”相联系，从整体上剖析吴有性学术思想。

1 辨析病证，注重病因病性病位

吴有性在《温疫论》中提出了异气致病学说，奠定了温病学的理论体系。在辨证中注重病因、病性、病位的辨析，从多方面剖析病证，化繁为简，为“随证立法”提供依据。

1.1 病因

《温疫论》开篇即言：“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1]。“异气”又被称为“疫毒”“戾气”“疫气”“疠气”等。吴有性认为，瘟疫是由“异气”所引起，其虽为外感，但有别于六淫，吴有性创立的异气学说，弥补了外感六淫为致病病因的传统观念，揭示了异气发病的诸多规律。预测到了致病“微生物”的客观存在，指明了异气的物质性，对传染病的病因研究提供新思路，与现代微生物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吴有性认为，异气不仅是外感病致病因素，也是诸多内科疾病的致病因素[3]。因此，在治法及选药组方上《温疫论》更注重表里兼顾而非单纯解表。

1.2 病性

吴有性在病性的辨别上强调了特异性、指明了传染性、突出了物质性，他认为温病、热病、温疫都属于“温热病”的范畴，均为“阳邪”，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邪热的程度不同和是否有传染性[4]。热轻者为温，重者为热；温病、热病均不传染；能引起传染的则称为温疫[5]。吴有性还区分了一般传染与烈性传染的不同，他认为传染病由杂气而引发，杂气之中危害大的传染性更强的为戾气[6]。正如《诸病源候论·疫疠病候》所载：“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7]。吴有性又指出，疫病具有特异性，即某些异气只传染人，不一定传染动物；某些异气只传染动物，不传染人。

1.3 病位

以医圣张仲景为代表的多数医家都认为，外感病证均是邪犯肌表，病位在表，吴有性创造性的提出，邪从口鼻而入，首创“邪伏膜原”之说，《温疫论》云：“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之内”[1]。吴有性首次将膜原定位在“半表半里”，并明确指出，膜原为表里之分界[8]。对于邪伏膜原的感邪途径，吴有性指出，邪可自口鼻直接传到“膜原”，温疫邪气从口鼻进入人体后，先伏于膜原，之后再产生传变。吴氏观察到疫邪侵袭人体后，在不同人体内传变方向不同，故将其概括为“九传”。

2 酌定治法，攻邪为主兼顾扶正

《温疫论》对病因的认识为疫戾之邪外感，因此，《温疫论》中的治法都是围绕“驱邪外出”而展开，逐邪为《温疫论》治法的核心内容。邪气经由肌表及口鼻而入，根据前文对病因、病位的介绍，驱邪以汗、吐、下为主，而在三法之中，吴氏偏爱汗、下二法，如《温疫论》强调“疫邪表里分传，里气壅闭，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尽，日后复热，当复下复汗”[1]。疫戾之邪侵袭，必伤正气，邪气性质不同，故引发不同病证，需依据邪气的致病性予以治疗，治疗之法为攻邪兼顾扶正。攻邪秉承“给邪气以出路”的原则，因势利导。扶正重在养阴，继承了《黄帝内经》“实其阴以补其不足”的思想。

2.1 汗法

汗法是使外感之邪溃出膜原，由表而出的治疗方法。吴有性在《温疫论》中多次以汗作为诊断及治疗依据，涉及到战汗、盗汗、狂汗、自汗等。简言之：战汗，邪留气分解以战汗，使精气输泄，可以顿解；盗汗，此盗汗与阴虚盗汗不同，外感盗汗邪在经，以清透为治疗之法；自汗，此自汗与表虚自汗不同，此自汗应以清、下为法；狂汗，汗解热泻而狂止。因寒、温之性不同，各有其特异的致病性，故吴有性所称汗解，并非专用麻黄、桂枝等辛温发汗之品，这一点与伤寒汗法有所不同。吴有性掌握了汗法的真谛，即汗法不以发汗为最终目的，汗只是用于驱邪的手段及途径，汗法的最终目的是驱邪外出，故其注重疏通气道，为邪从外解创造有利条件[9]，这一思想为后世“治上焦如羽”“透热转气”法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2.2 下法

吴有性对于下法的运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以“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对后世温病治疗的影响较为深远。针对张仲景的“伤寒下不厌迟”理论，吴有性提出“温病下不厌早”，其明确指出：温疫中的下法亦是以“逐邪”为目的的，与“汗法”相似，“泻下”也只是祛邪的一种手段[10]。吴有性在《温疫论》中论述了“下不厌早”的原因，即：客邪贵乎早治，因机体正气未衰，方能与邪气相争，邪去则正自安。依法统方，故有“温疫邪毒传于胃，用达原饮加大黄下之”；又如“温疫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时急投大承气汤”[1]。吴氏根据自己立法依据，归纳了三承气汤的适应证，即：热邪传里，仅出现上焦痞满，用小承气汤；中有坚结者，可加芒硝，软坚而润燥，助大黄有涤荡积滞；若无痞满，惟有宿结瘀热者，用调胃承气汤。吴有性攻下之中不乏谨慎辨证，善用下法而不妄用，继承中更不乏创新，对后世下法的运用提供了新思路。

2.3 养阴

从《温疫论》的论述中可知，吴有性认为，疫病为热性病，邪气内盛，阳气内郁，积而化火，“阳胜则阴病”，煎熬阴血，故扶正应以养阴为主。扶正的前提是邪气已除，邪去则正气得通；若邪未去而妄用补法，补益药过于滋腻会使余邪留伏，日后必生变证。吴氏创诸养荣汤以驱邪护阴，强调药后调护，若调理之剂，投之不当，不如静养节饮食[9]。

3 选药组方，表里上下进退有度

从辨证及治法的确立上，不难看出吴有性在疫病的诊疗上从整体着眼，以疏利透达为主要治法，讲求实效、快速，可谓匠心独具。因此，在方剂的药物选择及配伍上力求兼顾表里上下，代表方剂如达原饮、三消饮。吴有性还提出了“一病一药”治疗疫病的大胆设想，即每一种疫病都会有与之相应的药物可以治疗[4]。

3.1 达原饮

达原饮为《温疫论》治疫第一方，吴有性创造性的提出“邪伏膜原”，用此方开达膜原，辟秽化浊。原方组成为：槟榔二钱，厚朴一钱，草果五分，知母一钱，芍药一钱，黄芩一钱，甘草五分[1]。从药物功效分析，此方本身并无“汗”“下”之功，但温病初期使用，亦可收到出汗、下泻之效。方中君药槟榔破气消痰，除伏邪，疏利气机；厚朴理气化浊除湿；草果芳香辟秽，化浊止呕，与厚朴共为臣药，君臣相伍，药力或向外或向下，使邪气分散溃败，速离膜原。佐以黄芩清热燥湿；驱邪兼顾扶正，热伤营阴，加知母、白芍以养阴和营，甘草护胃安中、调和诸药。全方合用，内外兼顾，透达膜原而不伤阴。

3.2 三消饮

因膜原位于“半表半里”“邪伏膜原”若不能及时驱邪，后续传变既可见外犯三阳而出现表证，又可逐渐化热入里而出现里证。表里分传，治以表里分消，吴有性创三消饮，此方所治之证为邪伏膜原的后续发展，故方由达原饮加大黄、柴胡、羌活、葛根、生姜、大枣而成。达原饮坚守膜原，羌活治太阳之证，葛根治阳明之证，柴胡治少阳证，大黄通便泻下，生姜、大枣补脾和胃。命名为“三消”，即消外、消内、消不外不内，即能疏解膜原之伏邪，在外可消除浮越在三阳经之表证，在内可清除入胃之邪热，特别是对邪毒表里分传[11]，治以内外兼顾、补泻兼施，体现了吴氏辨证立法的独到见解。

综上所述，《温疫论》作为第一部治疗疫病专论，以吴有性自述的形式全面论述了疫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转归、治法处方思路及典型医案。虽然全书仅有上下两卷，字数不多，但所载内容均源于吴有性临床实践中的诊治经验和心得体会，有重要的临床及研究价值。笔者在学习本书过程中，整理了吴氏对疫病病证诊疗的见解，发现吴有性在辨证上，突出邪气的外感性、特异性、物质性、传染性，重视病位及传变途经，以膜原为主要病位，为治法的确立提供依据；立法以驱邪为要，重视“因势利导”，辅以养阴及调摄；根据治法选药组方，达到驱邪为主兼顾扶正的立方思想，创达原饮、三消饮等名方。《温疫论》为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思路，为后世医家所遵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