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宝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1 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党政问责机制不断完善,制度之网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强有力的问责使监督机制得以高效运转,权力运行得到制度规范,政治生态得到明显净化[1]。然而,对问责机制的认识偏差以及基层组织管理中出现的问责滥用问题[2],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出现“为官不为,廉而不勤”的现象。为激励各级党政干部敢担当、善作为、勇作为,党中央提出干部管理的“三个区分开来”,目的是要保护那些敢做敢当、敢于创新的党员干部,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容错机制的操作办法进行了再次细化。可见,在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层面,政策文本的出台对容错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以及方向性引领。

从现实运行来看,基层政府从不同层面构建和完善了容错机制,但一些地方仍存在实效性不足、操作性不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