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尽管技术治理是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和专业化的重要方式,但技术治理在运用于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如何更好地社会化的难题。在技术化社会,对于嵌入城市社区的技术治理而言,“技术治理社会化”的驱动力仍在城市社区内部,尤其要从被技术改变了的社区事实中加以寻找。事实上,“技术治理要获得成功穿透社会的能力就要让国家嵌入社会交往结构之中,就需要嵌入民众的生活互动关系中,嵌入生活社区之中。技术治理的运行需要通过社会场域来施展,需要在生活之中,而不是外在于生活社区”[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技术治理嵌入城市社区的驱动力恰恰来自于由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和生活互动所构建的社交关系,其中就包括由新技术发展所催生的城市社区新兴社交。故而,聚焦城市社区新兴社交与技术治理的内在关联性以进一步理解“技术治理社会化”问题,既是转换城市社区治理思路的新选择,又是技术治理实现“社会性转向”面临的新起点。尤其是深入分析城市社区新兴社交驱动技术治理的可能性,有助于更好诠释由新兴社交的技术特性和应用方式所构造的社区事实对于技术治理社会化运作的价值。

1 问题的提出:技术治理缘何依赖新兴社交

城市社区从来都不是机械的、物理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基于生命和生活的有机体,充斥着人的各种欲求、意图和动机,社交成为每个人传递信息、表达思想、交流看法的重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