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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大数据共享中的“信任”与“配享信任”*

2021-12-03陈泓邑

医学与哲学 2021年2期
关键词:研究

陈泓邑

不仅仅是上述例子,当代所有基于大数据的生物医学研究要能够得到开展,都要高度的信任。信任包括之前提到的公众对中央机构以及科研机构的信任(公共信任)、传统的人际间信任(具体个人与医生或研究人员之间的信任)、不同机构间的信任,甚至是国家间的信任。但是,不信任阻碍着生物医学大数据的汇聚和利用,我们也经常被告知要重建或维系信任。信任究竟是如何坍塌,以至于需要“重建”,如何重建并维系,就成为亟需回答的问题。

1 传统信任的局限与坍塌

在生物医学大数据的采集与利用中,信任坍塌的一个例子是,随着人们的隐私(在本文的语境下,指限制他人获取自己的个人数据,控制个人数据的流通与使用)观念逐步加强,一些之前能够被生物医学研究人员采集、保存并研究的数据,现在很难再采集到了,如指纹。在指纹能够被用于支付,人们对指纹的隐私属性越来越敏感之后,研究指纹或更大范围内的掌纹的医生或科研人员,越来越难以招募到足够的研究参与者提供其指纹。但是,传统上患者历来就是需要将自己的隐私信息交给医生的,这是社会在传统上赋予医生这一角色独特的、不会赋予其他社会角色的信任。这体现在,在一般生活中,人们不会轻易允许他人接触自己的病历,询问自己的私生活与病史。但在医疗语境中,医生出于其职业要求需要向患者或其家属询问上述信息。医生要维系这一特殊信任,就需要保护患者隐私,情况在医学研究人员那里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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