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萍 林进桃

一、前言

艾滋病自1981年首次在美国发现以来，已经从一种致死性疾病转变为可控的慢性疾病，但人类至今仍没有找到完全治愈艾滋病的办法。尽管现代医学努力将艾滋病阐释为一种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免疫缺陷疾病，但一度被称为“世纪绝症” “二十一世纪瘟疫”等的艾滋病,却难以避免地被赋予了许多带有道德色彩和价值判断的意涵，艾滋病感染者甚至被建构为面目可憎的“人民公敌”。苏珊·桑塔格这样形容艾滋病：像癌症一样“入侵”，却又像梅毒一样“污染”[1]。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难以攻克的医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社会难题。在人类与艾滋病相抗争的40余年的历史过程中，国家和社会致力于给公众普及艾滋病知识以达到为艾滋病“去污名化”、减少和消除社会恐慌的目的，大众媒介无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在艾滋病的污名化过程中大众媒介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往往是通过大众媒介来了解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感染者这个群体。在媒体纪实影像中，创作者们通过镜头、语言、主题、情节等的选择来让观众更加直观形象地了解艾滋病。但其过分渲染贫穷,刻意凸显死亡，其直接效果就是在大众脑海中深深地刻上一个个饱含着穷苦、无知、可怜、无助的符号，这些符号形塑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第二身份。本文通过剖析艾滋病感染者形象在纪实影像中的呈现，结合戈夫曼污名化研究的相关理论，考察媒体为了达到给艾滋病“去污名化”的目的，是如何采用了“污名化”的影像进行叙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