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娟 岳子莹

器官移植手术是挽救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生命的有效手段，它被誉为21世纪的医学之巅，在世界医学界获得普遍认可。目前很多国家拥有世界先进的器官移植技术和完备的器官移植设施，也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器官移植体系，但器官移植供体不足却是困扰世界各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重大难题。学者们认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公民对器官捐献认知模糊，媒体公益宣传缺位等因素是导致各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低下的重要原因。

面对现状，如何展开积极有效的社会动员工作以提高公民的器官捐献意愿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器官捐献基本属于自愿的公益行为，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公益组织和媒介加强器官捐献知识的普及传播，深入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指出，“社会动员实质是与国家现代化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成员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认同等方面转变的过程”[1]。2018年英国每百万人口的器官捐献率（Per million population，PMP）为24.52[2]，居世界前列，而2018年中国每百万人口的器官捐献率仅为4.53[3]，这一衡量一个国家器官捐献水平的国际通行指标足以说明我国公民与英国公民在器官捐献意愿中的差距。我国每年约30万脏器衰竭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供体，但每年能等到供体顺利进行移植的仅有1.6万人左右。本文拟通过研究英国公民的器官捐献社会动员方式及策略，希望能为我国公民的器官捐献社会动员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英国公民的器官捐献发展历程

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器官捐献的国家之一，其器官捐献官方机构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69年成立的国家组织器官类型和参考实验室，1972年英国成立了全国器官配对和分配中心，1979年两个机构合并成英国移植服务机构，2005年英国移植服务机构与国家血液服务中心合作组建成现在的“卫生服务血液和移植中心”（National Health Service Blood and Transplant）。英国的“卫生服务血液和移植中心”属于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公共机构，负责提供献血和器官捐献服务。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器官捐献需经由本人或其亲属同意，方可进行器官摘除手术。任何希望捐献器官的人可通过“卫生服务血液和移植中心”登记，填写器官捐献卡加入。2015年英国威尔士地区推行一项新制度“推定同意器官捐献”，即在死者生前没有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医生可以摘除死者器官用于医学手术，2020年之后英格兰也将实施这项制度。

根据官方机构发布报告显示，2017至2018年英国逝世者的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为23.9，十年增长9个点；相比较2008至2009年只有1860位英国公民捐献器官，2017至2018年捐献者人数达到2625名，等待移植手术患者比十年前减少了近2000人；截至2018年3月，英国公民志愿填写器官捐献卡的人数达到2490万，比2017年增加130万人，相比2008年增长了890万人[4]。英国公民的器官捐献态度之所以转变、其行动力之所以提升，得益于英国持续开展积极有效的器官捐献社会动员工作。

二、英国公民器官捐献的社会动员类型分析

甘泉的《社会动员论》根据社会动员的主体与客体、社会动员的路径与规律，将社会动员方法分为传媒动员法、实践动员法、理论动员法等，对每一种方法进行概念界定和具体阐释，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石[5]。《近十年社会动员问题研究综述》中作者引用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对社会动员方式的划分，传统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组织动员、领导动员、层层动员等；与传统社会动员方式不同, 现代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传媒动员、参与动员和教育动员[6]。根据几位学者对社会动员的分类，本文将动员方式划分为媒介动员、参与动员与理论动员。

（一）媒介动员是英国器官捐献社会动员最重要形式

媒介动员是指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其中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来传递信息，形成和引导社会舆论，达到社会动员的目的。

1.情理交融策略解决理性困惑引发情感共鸣

英国官方机构将报刊、电视和户外广告作为传递器官捐献和移植信息的主要载体，H.H.哈特曼等一些学者认为,“诉诸感情”的说服效果好于“诉诸理性”,但由于每个人的性格、经历、文化水平不同，其行动受理性和感性的支配程度也有差异[7]。因此，采取情理交融策略既可以解决公民认知的理性困惑又能引发公民的情感共鸣。

英国主流报纸偏重于诉诸理性，用讲事实摆道理的方式普及器官捐献的科学知识，实时报道器官捐献领域的科技发展。例如，2019年1月16日，英国全国性报纸《每日电讯报》对移植肝脏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进行报道，这项技术将使移植肝脏存活时间从8至10小时，延长至24小时，极大地提高了移植肝脏手术的成功率，也增强了公民对器官移植技术的信心。

英国电视和户外媒体中关于器官捐献的动员多采用感性化诉求，常以公益广告呈现器官捐献议题。2015年一则“男人与狗”的视频广告讲述了一位老人在离世前将眼角膜捐献给了一位陌生的女士，陪伴老人多年的狗在手术室外经历漫长的等待后，凭借其直觉认出了受捐者的故事。广告中老人与狗之间温馨的日常，结尾积极的呼唤，传递着感动、温暖，表达捐赠器官让生命得以延续的主题。人类情感范畴里除了自爱，还天然存在怜悯、同情、仁爱等本性美德，它们是驱动慈善观念及行为产生的原初动力[8]。与纸媒相比，电视和户外广告具有视听优势，采用感性化诉求能积极调动受众的情感反应，引发共鸣并产生行为驱动。

2.互动传播让器官捐献动员更精准有效

英国“卫生服务血液和移植中心”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互动性和数字化特征，使得器官捐献动员更精准深入。由于不完整的风险信息和匮乏资讯都容易造成受众的疑虑与恐惧，因此器官捐献信息的公开透明化是打消公民疑虑的前提。英国“卫生服务血液和移植中心”的官方网站上，公民可以直观地了解英国器官捐献的流程和相关专业知识、官方机构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公民的器官捐献现况及趋势。

英国“卫生服务血液和移植中心”还充分利用社交平台与公民互动，其在Facebook与Twitter上的官方账号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每天更新信息。除了常规传播，还有大量的定制互动。例如与年轻人喜欢的交友软件Tinder合作，为知名用户专门定制配置文件：其中包括“等待”的标志，用户向右滑动屏幕时与文件匹配，将收到信息“但愿需要移植器官以拯救生命的人能够容易找到合适配型”[9]。

为了减少文化或宗教因素对器官捐献态度的影响，英国“卫生服务血液和移植中心”会在每年的宗教信仰周开展活动，例如鼓励各信仰组织、信仰领袖和个人使用“宗教信仰周”和“是的，我捐献了”的标签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讨论器官捐献行为[10]。类似的活动从2008年开始举办，旨在提高公众的器官捐献意愿，打破感知障碍。官方数据显示，2007年的器官捐献总人口中只有4%是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民族，而到201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2%[11]。

（二）参与动员与媒介动员相得益彰共同发力

参与动员是动员主体组织和引导人们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或者用实践中的客观事实教育、引导人们，逐渐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动员方法。参与动员与媒介动员相结合，能充分发挥两者优势，促使公民从认知到行为的转变。

英国“卫生服务血液和移植中心”定期开展参与动员活动，例如每年9月的“器官捐献周”是面向普通公众的全国性社会活动。活动分线上线下，旨在通过阐明捐赠者的大爱和对受捐者的巨大帮助，以教育和激励更多的民众做出身后捐献器官的决定。2018年9月的“器官捐献周”，英国各地区的标志性建筑被粉色的灯照亮，以表示支持器官捐献；医院和购物中心用促销活动来表示支持意愿；名人和著名演员也围绕器官捐献的话题展开讨论；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实时报道“器官捐献周”的相关视频和帖子，统计显示超过400万人观看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有超过8000个相关帖子讨论器官捐献议题[12]。

民间慈善机构也会定期举办动员活动以提高民众的器官捐献意愿。例如，英国“移植运动会”就是慈善机构专门为受捐者举办的一场大型体育赛事，旨在鼓励受捐者保持健康，呼吁更多公众关注器官捐献议题，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移植运动会”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共有20多个不同的项目，所有参赛者不受年龄限制，有能力者均可参加[13]。通过“移植运动会”的相关报道，普通公众会被受捐者积极的生活态度所感染，能意识到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参与动员与媒介动员相得益彰，极大地提高了英国民众的器官捐献意愿，动员效果显著。

（三）依托公民教育的理论动员深入普及器官捐献知识

面对各年龄段的学生，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为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器官捐献知识的普及。

官方机构主要面向11-16岁的学生群体进行理论动员，动员内容分为教师指导文件和学生课程计划两部分。学生课程计划包括整体课程计划和单独课程计划，主要分为三个板块：“器官和组织捐赠介绍”“器官和组织捐赠背后的生活故事”“生命的礼物——器官和组织捐赠”。通过理论知识的阐述和真实故事介绍，学生关于器官和组织捐赠的认知逐渐深入，形成较完整的知识体系。通过课后作业形式，学生与家人展开话题讨论，相关知识和理念再次传递给家人。

民间组织也面向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内容。针对11岁以下的学生，以情节性的动画视频为主，旨在让学生了解人体器官的重要性。民间组织以“拯救生命的干预措施”为主题，设计一系列关于身体器官的卡通人物，并以它们为主角制作宣传视频和海报，呼吁人们身后捐献自己的器官来帮助他人。民间组织还在大学校园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向大学生传递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

三、英国公民器官捐献社会动员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从媒介动员、参与动员与理论动员三方面介绍了英国的器官捐献动员策略，反观我国的器官捐献社会动员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

第一，运用情理交融策略提高公民认知能力。“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受众接受创新事物的社会基本过程是“获知—说服—决定—实施—确认”，其中“获知”是“说服”的基础环节，为改变受众决策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由于获取的信息受到限制，许多人对器官捐献的基本知识和捐献渠道都不了解；二是我国主要以感性诉求的公益广告为主，将重点放在劝导捐献行为，当公民对此议题的认知处于模糊状态时，劝导捐献行为收效甚微。因此，在传播渠道上我国需要充分借助互联网平台，将信息公开透明化，健全器官捐献的知识体系。其次，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我国在通过感性诉求去调动公民情绪的同时应加入理性知识的传播，借鉴英国的传播策略，将两种方式有机结合，拓宽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满足公民多样化的需求。

第二，借助媒体平台缓解文化认知冲突。器官捐献并非单纯的管理问题或医学问题, 而是一个涉及个人与家庭、身体的部分与整体、死亡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生命的赠予与回馈以及器官的分配和公平性等社会文化问题[14]。当前我国器官捐献移植领域需求与供给的缺口仍然巨大，其中影响捐献的最大阻碍是传统观念。中国人受传统文化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保存遗体的完整才是对逝者的尊重，这使得器官捐献在我国无法被公民广泛接受。为解决文化对公民心理带来的困扰，国内可以从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延续——它既挽救了他人生命，对捐赠者来说也是另一种生命存在形式的角度去积极报道器官捐献中的感人事迹。借鉴英国针对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群展开传播的策略，重视意见领袖的带头作用，利用新媒体平台为个体讨论器官捐献提供场域，逐渐改善公民的器官捐献认知模式。

第三，参与动员与媒介动员相结合，促使“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媒介动员通常停留在“获知”或“说服”这一层面，公民处于旁观者的角色，只有将参与动员与媒介动员相结合，使公民参与到实践中，才能真正促成认知到行为的转变。如今我国器官捐献的社会活动大多是某一医院或社区举办，活动报道少，影响范围有限，缺乏持续性，多数民众还未知晓时活动就已经结束了。2017年6月11日是我国第一个器官捐献日，可以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举办大型的参与动员和媒介动员相结合的活动，让更多的公民有机会参与到器官捐献的社会动员活动中去，逐渐实现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

最后，完善我国器官捐献的教育体系。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与认知可以通过引导与教育改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与认知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器官捐献教育体系，我国在公民教育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通过学校开设讲座，志愿者进社区科普讲解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我国需加快完善器官捐献知识体系的建设，从课堂和课后两方面入手，课堂上围绕器官捐献科学知识和伦理道德教育展开，课后鼓励学生与家人讨论此话题，参加有关社会实践活动，了解生命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