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梓添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部分。据2020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1%，其中“90后”占46%，18-29岁的90后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力军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中国的90后自诞生之初就被贴上如“火星文”“非主流”“堕落”等标签[1]，这些都是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产生的文化现象。90后成长于互联网崛起并蓬勃发展的时代，有学者称 80后是纸媒向网络的移民，90后是在网络环境成长的“原住民”[2]。90后群体习惯在网络环境中肆意表达自我的个性，网络是他们进行亚文化构建的载体，是获取信息和交流沟通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互联网在90后群体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生命历程事件变化和移动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对90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网络将以移动互联网的形式继续影响他们城市融入的过程。

一、文献回顾：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融入

王春光最早提出与新生代农民工有关的观点，他把农村流动人口划分为第一代和新生代。刘传江和程建林[3]则选择以1980年为一个节点，将农民工划分为80年代前和80年代后的两代农民工。以80年代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分界点被学界普遍接受。

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上一代具有自身的特点。王春光[4]在早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步入了一个社会认同缺失和重建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具体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对农村的认同较低，而且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他从人口学角度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大多是未婚的特征。王春光还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活动不熟悉，缺乏对农村的感情的特点。他们外出打工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向往城市的生活。此后的许多研究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做出了探索和补充。他们整体的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因此具有更高的物质和精神追求，有更高的生活期望和职业期望。同时他们缺乏对乡村的情结，留城的意愿更加强烈。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困境。第一代农民工大多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具有双重性、摇摆性和边缘性[5]。

90后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具有农民工和“90后”的双重特征。90 后群体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尤其突出[6]。90 后群体被学者称为“数字原住民”，网络在他们的人际交往和信息获取中担任重要角色，并在学习生活、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手机等新媒体的不断产生，各种亚文化在90 后群体的交际圈中迅速传播。这些亚文化导致90 后群体的文化认同存在“破碎化”和“小众化”的特点。网络为90后较早地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和平台，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化方式[7]。

西方学术界主要有“同化论”“多元融合论”和“区隔融合论”三种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张庆武[8]总结了我国“社会融合论”“社会排斥论”和“移民融入论”三种代表性观点。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融入的概念应该是指农民从离开农村入城务工开始，不断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节，最终将城市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内化为自身素养的过程[9]，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农民工的再社会化的过程[10]。

社会化是指个体通过与社会的互动认识自我的角色，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再社会化是指他们在面对城市消费、人际关系等适应性的问题时，需要放弃在乡村养成的行为习惯而逐步接受城市的行为要求。这一过程既要求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区，还包括要他们重新定位自我的角色，提升自我的社会认同等方面[11]。

在社会学理论中，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被视为社会化的主体。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网络作为新媒介对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90后群体的社会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现有研究指出，移动媒介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情感融合维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中通过新媒介的使用作为情感的生活方式，建构日常生活的情感认同和情感资本[12]。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通过媒介使用能够建立自我的网络社群，并且逐渐形成共同体的意识，强化了农民工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也提升了生活的适应能力。但是这类农民工网络社群越凝聚则加速了原本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内卷化趋势，更加难以逾越外来工城市融入的阶层断裂[13]。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社会化及再社会化的过程，而媒介在社会化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数字原住民”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网络不仅与其成长过程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是其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途径，同样将成为城市融入的重要方式。本文旨在关注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本研究主要使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了珠三角地区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个案，通过非结构式访谈、扎根理论的工具对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希望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视角出发，探讨移动媒介如何影响他们城市融入的过程。

二、媒介依赖：90后新生代农民工现象描述

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从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之后，不断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适应、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节和适应，最终将城市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内化为自身素养的过程。鲍尔-洛基奇和梅尔文·德弗勒在1974年提出媒介系统依赖论中假设：社会环境中的变动和冲突越多，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多，不确定性促使人们搜求信息，认知社会正在发生什么，而传媒系统拥有丰富的资讯，正是信息搜集活动的一个必要资源[14]。在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他们面对城市中新的规则、观念和新的人群，处在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为了适应在城市中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对媒介提供的信息产生依赖,尤其依赖网络所带来的便利和功能。当他们寻求媒介系统信息来适应城市生活时，移动媒介则是他们最熟悉和直接的选取对象。

（一）移动媒介的生活适应

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刚进入城市时还处于对陌生环境的探索状态，会出现对生活难以适应的紧迫感。城市融入维度中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则为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帮助。城市地图、网络购物、搜索信息等功能为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带来了便利。网络上的各类资讯与潮流信息对受访者的衣着品味带来了改变，从外表上拉近与城市青年人的距离。其中女性受访者表示“现在我也有买那些护肤品，以前在老家用洗面奶已经很超前了，现在还有爽肤水、眼霜等护肤品。衣服的款式更多了，看到别人穿的比较时尚的款式我也会去买，也会注重别人对我的看法，想穿得更好看一点（记录1）。”

（二）移动媒介的自我娱乐

媒介依赖理论将个人媒体依赖诉求具体分成了六种：自我理解、社交理解、行动趋向、互动趋向、自我娱乐和社交娱乐。移动媒介能够为初期进入城市的90后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生活方式上的促进作用。当他们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方式，进入稳定的生活状态后，对移动媒介的依赖却依然存在。此时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依赖动机则表现在自我娱乐的诉求上。访谈中发现，受访者主要使用手机中的网络游戏、浏览网页、网上购物、社交媒体、视听服务和文字阅读等娱乐功能。其次，受访者对手机的依赖性大，手机使用的频率高，几乎占据大部分的休息和闲暇时间。“如果是正常时间下班还是一样的生活方式，吃饭，洗澡，玩手机。放假的话就是睡觉，两天以上的假期很少，就算有我也是睡觉玩手机（记录2）。”

（三）移动媒介的空间回避

90后较早地通过网络开始社会化的过程，让他们接触到社会上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加重视计算利益得失，更注重自我的感受[15]。有受访者表示，在进城后接触到的人更加复杂，人心难测，对周围接触的人都保留警惕心理。“我感觉他们有点狡诈吧。我有遇到过就是在你面前就说你很好，背地里就说你坏话这样或者打我的小报告（记录3）。”因此他们较少与周围群体进行交流，社会交往相对减少。90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移动媒介的使用，能够为自己构建独立的活动空间，回避现实中的社交行为。“我以后跟城里的人交往会有更多的戒备，不轻易地相信别人和跟别人交朋友（记录4）。”他们能够通过手机上的娱乐功能满足打发时间的需求，通过社交软件与家人朋友联络进行情感补偿。“我现在有什么不开心就跟家里人打电话说，不跟其他同事吐槽或者抱怨了（记录5）。”

三、数字隔离：城市融入中移动媒介的冲突

默顿在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中反对“普遍功能主义”假设，认为对于不同的社会系统，文化或社会事项不一定都履行积极的社会功能，可能存在负功能或无功能。移动媒介在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90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手机上各类的服务应用为城市中的生活提供便利，通过娱乐应用排解城市生活中的苦闷，这都有助于他们适应城市的生活。与此同时，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移动媒介的依赖也产生了数字隔离的现象。数字隔离现象对城市融入进程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90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交往方面。

（一）移动媒介的负功能

默顿和拉斯韦尔提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即大众传播的负功能。移动媒介在90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负功能主要表现为生活的数字隔离。90后新生代农民工将绝大部分的休息和节假日时间消耗在手机的娱乐应用上，如看剧、看小说、玩游戏等自我娱乐项目上。他们使用手机进行自我娱乐的过程中无形地为自己生活的社会交往搭建了数字围城。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手机娱乐世界中，忽略了与身边人的现实交往，降低了与现实中同事、室友的交往兴趣。“我跟室友的交流不多，反正在宿舍里面都是大家玩大家的手机。没有什么矛盾，我是能少说话就少说，我就玩自己的手机，不打扰她们，她们也不打扰我就行了（记录6）。”“我换过几次宿舍，以前的室友也没有加微信，加了现在也没联系了。跟车间的同事虽然有加微信，但是也不说话。有的时候拉个微信群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记录7）。”

（二）社会交往的内卷化

数字隔离伴随的现象就是90后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内卷化现象。内卷化理论是由戈登维泽提出的，用于分析因外部扩展受限而向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文化现象。在移动媒介使用的影响下，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也逐渐趋向内卷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现象表现在城市中农民工群体内部交往的深入和精细。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不仅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化，而且向过去的交往群进行深入。90后青年在社交模式上呈现交往群体存在自我选择性，交往范围同质性的特点[16]。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也依靠移动媒介进行。但是他们对身边的现实交往行为兴趣降低，他们一般与进城前就已经建立的社交群体保持联系，并且交往更加单一性和精细化。“我的交往范围很小很小，别人约我出去我就出去，别人不约我我也不找别人。我一般用手机跟家里人打电话，或者跟兄弟姐妹和以前的朋友和同学聊天（记录8）。”

内卷化的现象不仅限制了他们现实中的社会交往，更阻碍了城市融入的步伐。内卷化所带来的问题是无法突破群体的壁垒，引发融入悖论。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内卷化是以个体为中心展开的。社会学家项飚曾提出“附近的消失”的群体交往现象：他们关心与自己直接关联的人和事，对附近其他的弱关系群体都表现冷漠。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表现相吻合。“只能说我不害怕不抗拒跟别人交流，但是也不会跟别人很深入。保持一种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很熟，但是也会打招呼那样的（记录9）。”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内卷化，这种现象比群体内卷化更为精细和独立，同时也对融入带来更大的困难。

（三）自我呈现的前台倒置

符号互动论学家戈夫曼提出的“拟剧论”中讨论了关于前台和后台的概念。他认为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人们表演的过程，但表演中的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经过符号的修饰和装扮的。其中前台是人们表演的区域，而后台则是准备的区域。大部分的研究认为社交平台是表演前台，而现实生活则是准备的后台。比如为了调整他人对自我的“印象管理”，人们会修饰照片，斟酌文案等。但是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媒介的社交过程中则出现了“前台倒置”的现象。他们在移动媒介上的社会交往是真实的呈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反而不经意掩饰。他们在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较少地与周围同事展现自己真实的兴趣爱好和观点。“我喜欢看同人和耽美小说，但是我室友都不知道的，我不知道她们对这种类型是什么看法，所以我也觉得没必要告诉她们（记录10）。”前台倒置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现实交往的逃避表现。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接触群体的不信任产生了交往回避的行为。移动媒介则为他们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他们在移动网络中接触自己真实的爱好，发表真实的观点，以此来填补现实社交活动中缺乏的情感空白。

四、结语

（一）双重隔离：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困境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达到48.6%，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达到整体的27.4%。根据个案特征，受访者在进城后从事的职业大多数是以流水线工人为代表的低水平、低要求，重复性高的机械性劳动。流水线上的工作不仅工作强度大，且工作时间长，工人很少有自主支配的时间，与外界交流和接触的时间和机会减少。其次，从事流水线生产的农民工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工厂园区大多设立在城市边缘，远离城镇中心。城市工业区附近大多是外来人口聚居区，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呈现内卷化，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机会减少。同时车间、食堂与集体宿舍分布于工厂园区之中，为农民工形成了一种半封闭式的生活环境。由工作性质而伴随产生的时间和地理的双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接触机会减少，阻碍其城市融入的进程。

互联网的衍生产品令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方式日趋单一。9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对手机的依赖性极强。他们以手机为载体，通过各种手机软件接触各类各色互联网的内容。他们通过手机上网的频率高、持续性强，不仅成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除工作、吃饭外的主要内容，而且占据了他们节假日的绝大部分时间。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使用网络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但是缺乏对实际信息的接收和有效使用。原本互联网可以成为其社会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如今已经沦为一种娱乐工具。这不仅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而且逐渐令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产生惰性，减少对外界的接触，满足于现状，缺乏对未来的思考与规划。

在城市中社会交往所形成的个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拉近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距离的重要方式。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职业性质而产生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令新生代农民工与外界环境的接触较少，导致融入的程度较低。而90后群体却利用移动媒介的内容满足现实生活中与人交流所获得的快感，在个人行为上主动减少与外界接触，不仅在物理空间上形成了隔离，更在虚拟空间上造成了隔断，为城市融入造成了双重阻碍。

（二）90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发展路径

以新媒体为核心搭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平台。移动媒介对90后新生代农民工造成了生活单一，交际减少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交往和城市融入。因此，网络传播的文本内容需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先进文化，构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鼓励农民工积极主动与居民交流，融入城市。其次，生产商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和兴趣点，组织开发相应的手机社交软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兴趣，扩展社会交往的渠道。最后，相关部门应开发相应的城市助手与城市软件，针对城市的情况进行内容设计，并鼓励在城农民工使用。让新生代农民工能时常对城市环境、娱乐生活、时政新闻有所了解，并给他们提供应对部分城市生活问题的解决措施和指示建议。

以营造归属感为重点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社区。归属感是占据农民工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影响他们参与城市活动，参与城市交往以及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缺失除了对于生活环境的不熟悉以外，更多是因为与本地的居民、亲属和同事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因此在城市生活中产生落差感。从社会支持网络的角度出发，根据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使用习惯，从90后亚文化入手，搭建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青年趣缘网络社区，通过网络社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行为，与城市青年群体形成相同的身份认同，以此形成农民工的群体归属感并增强他们对城市的亲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