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伊如

一、引言

“粉丝”一词由英文“fans”音译而来，按照费斯克的界定,粉丝就是“过度的读者”，他们“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叙事或文本”[1]。詹金斯则指出，仅仅“迷恋、仰慕或崇拜”还不足以指明粉丝的特征，粉丝是主动的消费者，是到处挪用、拼接材料来建构自己文化的游猎式的文本盗猎者，是有勇气争夺文化权力的斗士[2]。传统观念里，粉丝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典型代表，常常是游离在主流文化之外、对于现实社会持有冲突和对抗姿态的反叛力量，具有边缘性、批判性、反抗性的特质[3]。然而近些年来，在倡导文化趣味多元化的互联网社会中，我们发现粉丝亚文化“亚”的特性不再鲜明。一方面，粉丝群体的抵抗性有所弱化，表现出对主流话语体系的积极拥抱姿态；另一方面，从“为国出征”到“参与扶贫”，从“反对歧视”到“维护平权”，青年粉丝群体主动介入主流社会与公共生活，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位置的进击。本文以粉丝亚文化的这一“主流化”转变为基础，探究其转型背后的动因，以期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重塑。

二、轨迹梳理：亚文化与粉丝文化研究

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芝加哥城市学派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城市青年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剖析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后续亚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战后，以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等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学者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从更深的政治语境中去探索青年亚文化的符号表意，特别是‘仪式抵抗’所蕴含的政治实践意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