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燕

(三明学院,三明 365004)

人的活动范围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条件和空间的限制,因此人们对非本地的人和物的了解多是通过媒介进行的,进而逐渐形成“媒介内容等于现实”这一观点,或依赖媒介所塑造的世界进行活动[1]。丰富而多元的媒介文本拼接出了城市形象。张鸿雁认为“城市形象是人对城市整体的一种感知”,而刘易斯·芒福德也有“城市形象是通过媒介、人际关系、个人经历、环境等要素的共同作用形成的人们对于城市的主观印象”的表达。他们两者都认为,城市形象含有人的主观印象。无论如何,城市形象既有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有人们的主观综合意识,而终究城市形象都是可建构的。

作为一个知名度低的城市,真正让三明名扬神州的,除了20世纪的精神文明城市建设之外,便是这自2012年开始的公立医院改革。三明医改报道参与媒体众多、时间跨度大、观点多元化,由此城市形象与城市传播应运而生。

一、时间中的三明:三明的城市记忆、现在与未来

(一)城市的现在:三明的尴尬

在中国,提到医改必然提到三明模式,而提到三明也容易联想到医改。正是三明医改之举,让三明在芸芸众城中有了辨识度,但三明也付出了相应的形象“代价”。

1.三明是因国家小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但“未富先老”,退休人员比重颇高。(《人民日报》2016.2.26第16版)

2.先有厂后有城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老工业基地,退休职工多,企业效益差,财政包袱重。(《人民政协报》2016.6.28第3版)

未富先老的工业城市、孤岛、财政困难……这是三明医改的报道中频繁出现的几个词。这些修饰词,产生了“原因”与“影响”的传播模式,分别指向两种意涵:一是三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困难、医保基金收不抵支;二是三明医改使得三明成为中国医改品牌城市。前意涵为城市之弱,后意涵为城市之强,欲以弱显强。也正是这种模式产生了三明医改报道中的城市形象尴尬:三明不发达。

城市传播中,媒介“提炼城市的个性化内涵,获得市民共鸣,并在渐进式城市传播中获得城市以外的广泛认可”[2]。“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望三明医改经验的时候……就如同当今我们回看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摁下的‘红手印’”[3],这句评断对三明意义非凡。

(二)城市的过去:从“小三明”到“大三明”

邵培仁认为,今天的城市化和城市记忆越来越不反映在值得纪念的物体实体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个体记忆和媒介记忆中。城市是依据媒介文化的期待样式建设起来的,是媒介文化的另一种状态的真实呈现[4]。

1960年代末,国家发起的“小三线”建设使三明具备了“工业”属性,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江浙、上海、闽南人士。城市有人口构成的多元化及其产生的文化碰撞与交流。“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政府与上海市政府协商,决定将上海的部分纺织、印染企业迁往三明。为此,当时上海许多工人跟随单位携家带口前往三明发展”(载于《三明日报》2018年7月30日)。1959年,三明重工业基地初具规模,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轻工业。在大量移民自带的不同经济条件、社会生活、文化形态的融合中,为了共同的建设目标而催生的认同感和历史感使得三明的文化生态慢慢养成。三明因其历史而产生的移民城市特性,普通话(而不是当地话)很自然地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强势语言[5]。

如今,多元文化的碰撞与矛盾早已历经建设而趋于平静。当年南下支援的人们已经老去,产生了人口老龄化阵痛。2019年1月,三明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发布的《三明市基本医疗保障参保与基金运行情况分析》报告中,全市城镇职工医保赡养比是1.51∶1,而在2015年,这个比例是1.71∶1。

三明这座城市从新建之小到移民融合之大,沉淀为个人的、媒介的城市记忆。三明作为工业重镇的历史痕迹化作了老旧的厂房、闽语与诸多外省口音混杂、“风展红旗如画”的老区苏区历史,都成为了三明城市意象。未来,三明医改也将成为文化标签,用以帮助我们形成对城市的判断。

(三)城市的未来:三明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成为城市的显著特征。在瞬息万变、碎片化的时代,不确定性可视为“一种动力型的、具有能动作用的积极因素,它激励着社会不断产生各种动因,又被不断地塑形、组合、重组,为开启各种可能性创设了条件”[6]。三明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地方文明、地方精神随着时代而产生的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三明就走在了创建文明城市路上。历经三十余载的创城之路,自我革新之举,使得这座文明城市的人们以秩序感面对转型发展。三明医改提高了服务价格,而有的“善良”医生却认为价格“太高了”(《南方日报》2016年2月23日B02版)。三明地方举动也间接推出“医生服务价值”这一话题,引发社会探讨。两起名扬神州的事件中,从遵循文明到勇于革新,三明精神内涵因时代而变,而城市的未来也与地方文化与精神走向息息相关。

城市需要记忆,才能明白来处;城市需要想象,才能预设去处。人们依据历史、需求与设想在特定的区域里进行空间和场所的建造,就像三明这座城市的建立。反过来,城市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决策与行为举止。

二、空间中的三明:医改报道中媒介与城市的互动效果

芝加哥学派将文化与生态结合起来,成就了文化生态范式。在该范式中,城市传播建立了不同的关系层次与空间。

(一)城市空间与交往:媒介内容带来的互动

“最绿省份的最绿城市”书写着三明良好的生态,却也陷入了“沿海的山区”的尴尬。先有重工业再有城市的发展进程,使得三明城市文化底蕴不深。空间的局限性促使当地人通过创建文明城市行动、医改等行为、事件,获得城市的凝聚感、地方感。

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媒介扮演着沟通的角色,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可能。自三明医改引发关注后,三明接待了数百拨外地政府的考察团队[7]。从内在的“我要改革”而产生的城市自我认知,到城市外部大量的参访团队的涌入对三明的刺激反应,三明在以主人之姿迎接客人到来同时,必然要拿出特色与亮点进行城市点缀。

但三明的区位劣势、经济不发达等属性,以及人们对于城市配套需求的增强,与城市交往中理想的待客之道的不对等,使城市有重新凝练主题内核的指向。三明一方面把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森林城市等称号收入囊中,另一方面也在转型中打磨、重构城市形象。2018年,“中国氧吧·悠然三明”的旅游推介暨项目招商会由三明市政府主办,在北京、上海开展;2019年,“风展红旗如画”成为三明的响亮标语。

(二)城市的行为:符号与意象的展演

城市行为主要体现在城市管理与各种城市活动中,管理措施、城市经济行为、市民活动等都是构成城市行为的因素。医改报道中的各类人群恰是城市行为的体现。

1.管理个体的符号化:媒介内容的复现功能

我们可从报道中重复阅读到“詹积富结束‘九龙治水’”“医改过程及方法”“医改成果及压力”等内容。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出台的90多份文件,全部由詹积富一人签发。在一些报道中有这样的表述:三明医改无法在别地复制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詹积富”。三明医改这一现实行为与传播行为中,詹积富不仅是解释者,更成为皮尔士所说的符号“解释项”。解释项是释义过程,是阐述环节。该象征符号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而多家报道复现“詹积富”促成其符号化。

2.群体的意象化:报道对象的偏向

媒介对城市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媒介可以改变人们对城市的距离感,而且媒介手段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的外在表征[1]。“黄老伯今年75岁”“张阿姨71岁”“86岁的宋广生”“患有高血压多年的郭民胜”“肝部患有疾病的老年患者”……这是我们从媒体报道中获取的三明医改的就医患者形象,以年纪较大、需要更便利的医疗保障的离退休人群为展现核心。《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政论专题中也选择了“退休工人”为视角。新闻文本或多或少地执行着“选择这一些,过滤那一些”。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媒体在采访对象的选择、报道的过程中存在偏向,即传统媒体中刻画的医改受益人群偏中老年,城市老龄化的阵痛也表现于此。

(三)城市的理念:“我们感”与“地方感”

在福柯看来,人们按照特定的空间归属来确定自己的行为。人们在城市空间中寻找身份、认同与归属。三明医改引发大量的争议与质疑的同时,身处其中的医护人员也面临着去与留的交割。我们可从媒体中的文字、图像等信息拼接出医护群体的形象。

曾一度质疑医改的将乐县医院院长廖冬平“属于不太情愿改革的”,但一年后,他就经常到全国各地宣讲医改经验。[3]从质疑到支持,廖冬平的反应是医护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写照,该心路历程也是社会凝聚力的表现。在社会心理学中,社会凝聚力表现为社会成员具有“我们感”、向心力以及合作理念和规范的共识[8]。在学者提出的类别化过程中,感受到“我们感”,也会为整个群体感到骄傲、自豪、优越和特殊。这种情绪会使人更加热爱自己所属的群体,愿意为群体服务,甚至献身。利人利己,合情合理,精准合作,这是我们从报道中解读的医护群体对医改的评价。过去14元的主任医师挂号诊疗费,是对医生技术价值的严重低估[9]。从经济价值上重新认定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和劳务价值是最可被感知到的方式之一,从长期发展而言,对维护这一体系的平衡发展至关重要。

医护人员的去留成为改革中城市凝聚力的考量因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传播与沟通是形成当前合作共享的重要条件,也是从“我们感”提升到“地方感”的利器。在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所著的《文化研究导论》中将地方感定义为:地方的主观维度。地方感“往往与人们的主观思维、观察事物的角度,以及媒介的作用等密不可分”。城市“场”中,社会及医护成员的参与主要是政府动员参与,是基于政府的要求与自愿加入的相互依赖。“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建设带来的益处”,在身份认同与公共责任面前,医护团队的凝聚力转化为公共资源的便利性也成为城市的吸引力所在。

地方感是把情感或审美意识投向某一地点或区位,包含两层含义,即地方自身固有的特性(地方性)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感。地方性维度主要有四个,其中含有特殊历史事件和节庆、特殊的人物和建筑物[10]。正是三明医改这一特殊事件以及三明医改报道中媒介与城市的互动,无形之中强化了“地方感”:三明的地方感——城市空间;三明人的地方感——城市行为与理念。

三、结语

三明医改报道体系,呈现出三明本地媒体重宣传与成就,区域外媒体重医改效果与反思的报道路径,这是因为不同的媒介组织在框架中的角色不同。框架视野下的三明医改文本大致实现了三明形象辨识度提升及城市传播。作为一个话语空间,媒介呈现了城市的历史与现实、转型提升、冲突消解,也画出了三明“与各种信念、价值和行动有关的轮廓”[11],城市与媒介实现了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