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峰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淮北 235000)

现代社会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的交织不仅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反馈了审美环境的变化,使得审美现代性得以全面突出。基于此,本文探究迪伦马特喜剧《老妇还乡》的审美现代性是以《老妇还乡》的艺术特色、人物动作关系、戏剧特点和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道德批判为出发点,深入研究怪诞世界里的“落败”,在《老妇还乡》人物的“异化”中有效分析喜剧在上、悲剧向内的艺术表现形式。

一、迪伦马特喜剧《老妇还乡》的审美现代性构成

(一)人物行动逻辑

迪伦马特的著作《老妇还乡》充满了怪诞的艺术风格,具有怪诞喜剧片的艺术特点,通过呈现喜剧化的艺术环境突出人物的悲剧性特点。通过深入分析迪伦马特喜剧《老妇还乡》的时代环境和创作背景,能够借助剧本中的人物行动逻辑,进一步探究其审美现代性。

迪伦马特喜剧《老妇还乡》的剧情具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通过陈述“老妇还乡”的过程深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人道主义”背后的虚伪本质。迪伦马特在剧本中设定的人物包括女主角——贵妇,各种社会名流,如市长、牧师、校长、警察等以及男主角青年商人——伊尔,这些人物形象在剧情的不断推进和人物行动逻辑的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检察官形象、法官形象和刽子手形象,这三种形象也是迪伦马特在其正义化视角下于文学空间中构建的三种典型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戏剧中的人物命运,包括“有罪的无罪者”和“失败的勇者”,进一步展现了其在《老妇还乡》中通过人物行动逻辑构建所深度反馈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以荒诞的视角描写了混乱的世界,挖掘了金钱支持和利己主义思想下正义的沦丧和道德思想的滑坡。

例如,在《老妇还乡》中迪伦马特没有正面描写过克莱尔的形象,但却通过伊尔侧面描绘了克莱尔未遭遇背叛时的形象,运用了“满面红光”“光着脚丫”“红发随风飘拂”“苗条得像杨柳枝一样”“温柔的神态”等关键词。通过对该段中伊尔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可知,在某一时期中《老妇还乡》的主角克莱尔是充满生机活力和生活激情的,然而在剧本后期实际环境中克莱尔已经变成冷漠无情、不择手段、没有人性的温暖的怪物。从中不难看出,现代社会环境中美好与丑恶的对比。

(二)人物台词处理

众所周知,人物台词是戏剧的生命,是推进戏剧剧情变化和彰显人物特色的关键。在《老妇还乡》中迪伦马特用深厚的文化底蕴塑造了动作性的人物台词,突出了该剧作中不同人物的形象。例如,克莱尔是绝对主导性的,在实际舞台表现中,她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舞台的中心位置,她的台词语言对舞台中的所有人来说是具有操控性的。同时,通过对迪伦马特喜剧《老妇还乡》的实际舞台表演进行观摩和学习,不难看出克莱尔的台词处理重点是使语言表现具有明显的节奏感,以突出暗示性。通过台词留白给舞台上其他角色提供思考和领悟的空间,继而使得克莱尔的人物形象得以不断丰满,进一步强化其在拥有金钱资本后回到故乡时的统治性地位和坚决的复仇心理。

(三)外部形象的设定

迪伦马特喜剧在《老妇还乡》中通过人物外部形象的设定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道德让行,经济当先”的不良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发展环境相对比具有明显的道德批判性。

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设定的克莱尔人物形象可见古希腊神话中美狄亚的影子,虽具有明显的古典气息,但人物却处于现代环境中,这使得《老妇还乡》具有了明显的审美现代性。其通过美狄亚复仇形象的转换和与现实社会的结合,进一步突出了整部作品的核心主题,即人性和金钱的抗衡。在剧中人物形象设定上,不仅侧重于对克莱尔人物形象的描述,还利用艺术化的语言塑造了市长、牧师、教师以及伊尔的儿子、女儿、妻子的形象。深入挖掘形象内涵不难看出,市长、牧师、教师可分别代表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权力、精神信仰以及人文主义,而在金钱的诱惑下公共权力、精神信仰、人文主义通通沦丧。在此基础上,伊尔的儿子、女儿和妻子所代表的社会普通公众也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操守,充分展现了金钱对人物道德的侵蚀。

(四)各种怪诞的交织

各种怪诞的交织使得《老妇还乡》具有了较高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戏剧表演中通过布设表演场景、应用相关表演道具,表演的通俗化和肢体语言的仪式感得以有效交融。同时,其通过潜台词的挖掘和经典桥段的重复、强化,进一步彰显了现实社会下的不同怪诞表现。《老妇还乡》中伊尔的人物形象被设定为“有罪的无罪者”,将观众带入了其构建的思想迷宫,怪诞性的艺术创作风格对现代戏剧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彰显了世界的无序性与喜剧的唯一可行性、世界的偶然性与喜剧的即兴性、世界的荒诞性与喜剧怪诞手法的契合性,奠定了迪伦马特在瑞士德语文学史上的至高地位。

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主要展现了故事情节的怪诞、人物的怪诞、场景的怪诞、语言的怪诞。其中,情节的怪诞主要体现在克莱尔人物形象的转换,即由社会环境下的弱势者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势下的主导者和强势者;人物的怪诞主要表现为其对市长、教师、牧师、伊尔和克莱尔形象的设定具有明显的矛盾性和社会影响性;场景的怪诞在于克莱尔人物形象来自于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通过将复仇环境设定在现代社会,使得古典环境和现代环境产生了明显的交织和背离;语言的怪诞在于当居伦城的人民渴望接受克莱尔的捐赠,却在接受捐赠的过程中站在正义角度和公道角度,强调了崇高与卑琐的混合和意识观念的冲突。

二、迪伦马特喜剧《老妇还乡》的审美现代性基础

(一)角色定位的转换

现代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复杂性,而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通过角色定位的转换进一步突出了经济和道德的交融,使该戏剧具有了坚实的审美现代性基础。

《老妇还乡》中的人物具有明显的沦陷与觉醒特点,不管是克莱尔、伊尔,还是居伦小镇中的市长、教师、牧师和普通市民,均表现出了怪诞世界里的道德落败。《老妇还乡》中角色定位的转换包括克莱尔、伊尔和居伦镇市民的角色转换。其中,克莱尔的角色由弱势的被抛弃者转换为强势的、资金支持的复仇者的角色,伊尔的角色则由主导者、抛弃者的形象逐步转变成弱势者、被欺压者的形象。同时,迪伦马特还赋予了伊尔富有“超人精神”的戏剧形象和“失败勇者”的形象。而居伦镇市民角色定位的转换体现在,从坚定的正义支持者转向金钱和利己主义下的道德沦丧者,进一步突出了资本主义环境下金钱至上的道德观[1]。

(二)价值观变化

《老妇还乡》的审美现代性基础还来源于戏剧中角色价值观的变化。通过深入挖掘戏剧人物形象特点和台词表现不难看出,《老妇还乡》中的主人公审判性身份发生了明显的反转。剧情初期的克莱尔是弱势的、被欺压的、无奈的女性形象,但却在金钱的支持下逐步拥有了社会话语权和主动权,能够站在权力中央支配其他人物角色帮助自己完成复仇行动[2]。《老妇还乡》中伊尔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四、五十年前,伊尔是居伦镇的一名小商人,与当时的克莱尔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优势,这种资本优势决定了他对克莱尔的全面操控,无论是与之相恋,还是对其进行抛弃,无一不表现出资本带来的力量和话语权。而在四、五十年后居伦小城陷入经济危机时,伊尔原有的资本优势不复存在,但此时克莱尔却具有了亿万富翁的资本身份,使得伊尔无法抵抗金钱的诱惑力,反向讨好克莱尔,妄图获得克莱尔的资金支持。从价值观的变化上不难看出,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所揭露的金钱万能的社会现象[3]。

(三)不断持续的“沦陷”叙述

《老妇还乡》之所以能够具备坚实的审美现代性基础,能够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人道主义”背后的虚伪本质,与其在戏剧中不断持续的“沦陷”描述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迪伦马特通过戏剧性的喜剧情节展现了悲剧人物的命运,通过制造幽默的舞台效果加深了人们对悲剧社会的感知。可以说,《老妇还乡》的审美现代性在于复仇与道德批判、金钱诱惑与人道选择以及现实的讥讽与自我救赎。

例如,伊尔前期抛弃克莱尔时的坚定和后期面对克莱尔雄厚资金背景,妄图讨好克莱尔的对比、市长在发言讲话中对克莱尔小时候善良、仁慈事例的陈述以及回乡后克莱尔冷漠、毫无温情的形象的对比。不断持续的“沦陷”叙述使得《老妇还乡》具有了紧密的剧情关系,具有了坚实的审美现代性基础[4]。

(四)带有“蒙太奇”特征的情节推进

通过对《老妇还乡》进行深入分析,可知其在剧情推进上具有明显的“蒙太奇”特征,即在剧情和事物关系展现时应用灵活的剪接手法。带有“蒙太奇”特征的情节推进使得《老妇还乡》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在紧凑隐喻的舞台环境下,《老妇还乡》中的角色体现出了“疯子的清醒”以及“悲壮的自我牺牲”,充分传递了迪伦马特的绝望悲观思想,展现了其在戏剧舞台上的艺术造诣。另外,蒙太奇手法还进一步展现了戏剧的直接性和实验性,切实突出了戏剧语言的重要性及功能,有效地彰显了戏剧场景的怪诞风格,使得《老妇还乡》具有了明显的荒诞派戏剧特征,能够有效继承西方喜剧传统,以细致性的剧情展现突出《老妇还乡》的独特艺术价值[5]。

三、《老妇还乡》与美狄亚复仇形象对比

(一)女性意识觉醒

美狄亚是希腊神话里科尔基斯的公主,也是日神赫利俄斯的后裔。迪伦马特在创作《老妇还乡》戏剧时有效结合了希腊神话的古典气息,从克莱尔人物形象的转变中不难看出美狄亚的影子。美狄亚和《老妇还乡》中的克莱尔均为女性复仇形象,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是二者在复仇形象上的明显差异。就美狄亚的复仇而言,法术是美狄亚的力量来源,这也是美狄亚与伊阿宋建立联系的关键,但同时法术也是伊阿宋抛弃美狄亚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老妇还乡》中,早期克莱尔并不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直接导致了伊尔为了迎娶商户老板的女儿而对其进行抛弃。《老妇还乡》中早期克莱尔形象与早期美狄亚形象相比更具弱势性,这使得《老妇还乡》的人物形象得以突出,剧情推动更为有力。

(二)复仇方式

《老妇还乡》中克莱尔和美狄亚的复仇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从女性主义视域来看,《老妇还乡》具有双重物化特征,迪伦马特在克莱尔形象设定中倾向于塑造一个融入男权制度的女性。在对年老的克莱尔形象描写时,赋予其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银白色短发、干练的西装和拐杖,同时还剥夺了其生育能力,通过陈述克莱尔流产之后不能怀孕的事实,将克莱尔从女性阵营中分离出来,成为了独立于男人和女人之外的第三类形象。在这种复仇形象的支持下,克莱尔的复仇方式在于让伊尔承受金钱的痛苦,因此,她并没有选择直接的复仇方式,而是通过对居伦镇市民的操控完成复仇过程。与之相比,美狄亚在复仇过程中采用的方法更为极端,不惜杀死自己的孩子,使伊阿宋被痛苦包围,最终抑郁而亡。

四、结语

总而言之,《老妇还乡》是一部充满怪诞的悲喜剧,其中包含了浓厚的现代主义精神和现代主义审美学思想。人物的行动逻辑、人物的台词处理、外部形象的设定以及各种怪诞情节的交织是《老妇还乡》审美现代性的构成,而角色定位的转换、价值观的变化、不断持续的“沦陷”叙述、带有“蒙太奇”特征的情节推进构成了其审美现代性基础。同时,通过对克莱尔和美狄亚女性复仇形象的对比可以得知,女性意识觉醒和复仇方式是二者的主要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