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明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州 350007)

结合历届全国美展的油画获奖作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乡土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占比最大,如《阳关三叠》《工棚》《早点》等,由此可见,乡土现实主义在艺术家和国人内心中的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在我国存在被边缘和冷落之势,由此催生的一系列挑战必须引起重视。

一、本土化演变的源头

为深入了解我国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本土化演变,首先需要从现实主义和传统文化乡土情结入手进行分析。围绕现实主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存在艺术的写实手法和艺术的创作方法两层含义。我国理论界将现实主义定义为,“凡在绘画中关注现实、表现的思想”,因此,现实主义绘画在传统意义上需要对现实生活的本质进行反映,同时需要采用写实手法。现实主义能够立足于现实生活,关注生活环境,实现现实与艺术审美关系的客观反映,实现人的灵魂与情感挖掘。写实表现手法属于一般情况下现实主义绘画的载体。分析我国现实主义艺术可以发现,其主张准确而详尽地关注现实问题和社会生活,底层普通民众生存状态属于其中重点,这是我国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出发点及理论依据。围绕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乡土情结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极高。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长期以农业为本,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中农民、农村、农业的地位极高,这使得农耕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浓厚的乡土文化情节得以形成。乡土文化属于同时具备空间和时间因素的时空概念。作为一种特定生活模式,乡土文化形成于特定地域文化背景,这里的“地域”不单单属于地理概念,也可以视作国家、民族、族系的历史文化沉淀。作为“文化”的地域化,乡土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力极大。在中国人形象谱系中,农民形象属于最普遍、最主要的一种,在文学艺术各个阶段均有所体现。精神层面的文学艺术必须关注农民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民族性格心理的形成受到的传统文化观念影响较为深远,这种影响在故土、乡情、乡音等文化符号中均有所体现,大量寄托对故土的眷恋、对乡音乡情情谊的艺术作品受此影响在不同时期大量涌现[1]。

结合上述分析及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本土化演变源于乡土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写实油画的形成和发展便属于这种结合的代表。相较于传统的中国画、雕塑、版画,写实手法表现的油画注重表现物体的空间感和体积感,同时存在擅长细微刻画、表现力强、色彩丰富的特点,客观事物对象的真实描述可由此实现,这也属于写实油画的优势所在。我国的现实主义油画引进后,写实占据的位置极高,同时与传统文化中乡土文化存在密切联系。

五四运动后,我国油画艺术中的写实油画开始反映乡土题材。受大批留学归来的美术学子影响,具有乡土气息的农民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现于我国油画作品中,这与当时油画艺术和整个社会战争环境对“现实主义”的选择存在直接关联。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在“艺术当随时代”的铁则下,面对抗战爆发、国难当头、民生凋敝带来的残酷社会现实,前辈艺术家在从海外归来后,纷纷从西方经典油画艺术的形式结构、绘画语言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基于对普通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注,大量现实主义精神、写实类型的作品不断涌现,中国油画因此“不断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和挣扎”。在现实主义发展与现实环境完美结合下,乡土现实主义从特殊时期开展不断发展壮大,普通农民形象也因此成为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核心[2]。

二、单一语言发展演变

(一)乡土启蒙时期

乡土启蒙时期指的是五四运动后,留学归来的美术学子开展的改造中国画探索,先进的理念和教学方法由此传入我国,这属于表现农民形象的我国乡土现实主义油画源头。《敦煌农民》《四川农民》《弃民图》等作品均属于这一时期刻画的底层劳动人民形象代表,明显的乡土的表象已经存在,时代精神下敏感的艺术家们纷纷通过画笔揭露旧中国的丑恶。以王悦之的《弃民图》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对“破产”农民形象的描绘中,王悦之采用了类似中国画线描方法,对油画的线条和色彩进行了针对性改造,使作品因此更好地被国人所接受和理解,同时得以兼顾中国画作品的美学特点。乡土启蒙时期的乡土现实主义油画作品中农民形象多以“受害者”“斗争者”和“压迫者”等“类”的总体形象出现,严格意义上这类作品仅具备现实主义因素,在艺术家认识深度方面尚存在一定不足,但艺术家们在将农民和“国民”融合、将民族苦难与个人苦难视为一体的探索上具备较高借鉴价值,对我国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本土化演变带来的影响也较为深远[3]。

(二)乡土融合时期

乡土融合时期,与早期“海归”艺术家们创建的专业美术机构、学校存在密切关联,如上海图画学术院、北京美术学校、国立艺术院校,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油画家由此得以大量涌现。乡土融合时期的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本土化演变需关注新中国成立前后存在的差异。

在新中国成立前,艺术家更多关注抗战爆发所带来的苦难,此时画家笔下衣衫褴褛的农民外表蕴含着激扬的斗志,遭受苦难最深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形象因此大量出现于油画作品中。以徐悲鸿的相关创作为例,通过结合古典主义严格而完美的造型和印象主义的光与色表现,其创作的《徯我后》《田横五百士》等优秀作品对中国规范化的油画形成和发展也带来了深远影响。此外,解放区画家围绕连环画、版画等轻便绘画形式开展的探索也需要得到重视,这种情感、思想上的锻炼对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本土化演变带来的影响同样较为深远。

在新中国成立后,客观环境变化显著,国家对艺术表现力丰富和现实生活反映力度深刻的油画给予了高度重视,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本土化演变速度因此进一步加快。这一时期的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主要围绕历史题材、民族化展开,比如:《地道战》《开镣》《开国大典》等革命历史画属于历史题材探索代表,作品中的农民更多拥有无畏的英勇气概和革命热情,同时成为了“革命者”或“反抗者”角色;《山歌》《延安人》《天安门前》等作品属于民族化探索代表,这源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通过借鉴传统书法、传统国画、传统年画并寻找东西方文化结合点。以董希文的《山歌》为例,这一藏民肖像画的创作结合了传统绘画的“写意”特点,使人物形象做到了精神饱满、造型准确、富有生气,最终创作出具有独特气质特征的西藏青年牧民形象。到1963年左右,现实生活题材逐步取代油画创作中的历史题材。《夯歌》《金色的季节》《间苗》属于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这类作品中有着直观体现。这一时期的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多采用比较质朴、真实的创作手法,多以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农民形象为原型和底本[4]。

(三)乡土“文革”时期

这一时期正常的油画创作活动几乎完全停止,临摹照片的领袖油画肖像大量涌现,《东方红——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去安源》等便属于其中代表,单一的油画题材和对所谓“高、大、全”式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盲目追捧,使得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发展受到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乡土“文革”时期同样出现了一些富于生活气息、来自现实生活的乡土题材油画作品,如《血衣》《黄河颂》《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泪洒丰收田》等,但这类优秀乡土题材油画作品的占比极小。这一时期油画作品的农民形象塑造具备特别明显的舞台特征,戏剧化倾向显著,过于“理想化”和“美化”的形象处理使得农民自身的固有形态与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存在严重偏离,农民的“乡土气质”因此丢失。到了文革后期,出于对虚假、概念化粉饰主义的反感,优秀乡土题材油画作品大量涌现,如《峥嵘岁月》《不可磨灭的记忆》《红烛颂》等。

三、多元化发展时期

(一)“伤痕”乡土时期

文革结束后,文革的一些艺术流弊被纠正,这一阶段的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具备“伤痕美术”特征,油画《为什么》《西藏组画》《春风已经苏醒》《父亲》等均属于其中代表。以罗中立的油画作品《父亲》为例,基于局部特写式的构图、美国克洛斯式照相写实主义表现手法、超大尺寸,一位贫穷、憨厚、善良、朴实、勤劳的四川老农形象跃然于纸上,真实、不虚假属于该作品的最大特点,称得上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广大阶层、中国国民与中国社会的象征。“伤痕美术”代表着“神”的时代结束,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本土化演变也因此进入多元化、自律性发展道路,寻求真实的观察、体验和表达成为艺术家的追求,伪饰和造作、种种“左”的清规戒律均得以突破和摒弃[5]。

(二)“多味”乡土时期

“伤痕美术”的兴起使得绘画形式、语言、风格不断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画家基于现实主义进行乡土描绘。乡野生活、童年青春、淡淡的伤感、对社会和劳动的礼赞均属于这一时期的常见油画题材。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深,在“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指导下,西方的各种艺术流派、风格、技法大量涌入我国,受此影响很多艺术家开始探索运用象征、寓意、夸张、变形等多样化手法进行乡土题材处理,乡土现实主义语言因此日渐丰富。在丰富多彩的艺术语言、不断扩展的艺术内容、多样化艺术风格、不断转变的艺术观念下,油画创作中的农民形象在“多味”乡土时期存在“多样化”的面貌和多向发展的态势。受“85美术新潮”影响,面貌迥然、风格各异的乡土油画流派和佳作不断出现,呈现了多层互补、多样并存、百花齐放、综合发展的艺术格局。较为典型的乡土油画流派主要包括以孙为民为代表的印象抒情式、以罗中立为代表的表现象征式、以王沂东为代表的古典唯美式、以宫立龙为代表的风情浪漫式、以方力钧为代表的玩世现实主义。以风情浪漫式为例,宫立龙的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采用象征主义表现手法,但这并不影响其对现实农民生活状态的陈述,基于现实主义的农民角度融入表现主义成分,做到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折衷。总的来说,“多味”乡土时期使得乡土现实主义油画不断发展和延伸,乡土化演变也使得其发展前景愈加广阔。

(三)“变味”乡土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画家在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中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对人性的思考、对自身表现语言的挖掘进一步深化,这与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加速存在直接关联,农民工也成为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作为当代社会的特殊阶层,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是我国的弱势群体,这使得很多画家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开始描绘农民工等农民群体的新变化,郑艺、王宏剑、忻东旺等人均属于其中的代表,《眺望新世纪》《炽心已飞》《阳关三叠》《打工图》《明天,多云转晴》等作品均属于其中的代表作。以忻东旺为例,其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主要以“民工潮”作为主题,在描绘为生存而背井离乡的个体生命过程中,其笔下的人物往往给人以沉重和茫然之感,同时中国文化的血脉也在其创作中有所体现,其民族人格重建的艺术良知也由此得到更好展现。总的来说,“变味”乡土时期直接受到“农民工”阶层出现影响,画家更多以一种“我”的观察方式进行创作,而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创作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等问题的关注一直持续至今。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变迁受到的本土化影响较为深远。在此基础上,本文涉及的乡土启蒙时期、乡土“文革”时期、“伤痕”乡土时期、“变味”乡土时期等内容,则直观展示了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本土化转变。为更好推进乡土现实主义油画发展,全球艺术环境带来的影响、后现代绘画观念的适当吸收、自身艺术个性语言不断创新均需要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