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 科

（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3331）

清代沿袭前朝遗规，制钱、银两同时流通于市面。逮至清中后期，突遭制钱匮乏的窘境，加之外国银元的冲击，制造、使用、推广银元便成为了国家缓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方式。不同于既有研究多关注银元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探讨，本文以长江上游的通商口岸重庆为例，通过查阅四川省档案馆藏的巴县档案，侧重关注在地方行政力量的引导下，银元在地方的使用并逐步推广的史实。具体而言，全文拟从地方制钱缺乏、地方政府对银元的倡导等内容展开此主题的探讨，希冀能从一个侧面来窥视清末地方金融活动及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问题。

一、各地制钱的匮乏与银元方案的倡导

制钱即铜钱，1916年在未定都北京时清人已开始铸造，铸有分满汉两文的“天命通宝”钱。至夺取天下后，顺治元年（1644）置宝泉局于户部，宝源局于工部，铸“顺治通宝”钱，颁行各省开炉鼓铸，“自后列圣改元，沿为故事”。[1]张家骧先生曾论述：“按有清一代，上下皆用通宝，轻重最为适中，故能流通如一。”[2]其流通范围甚广，“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炉而止”[3]。美国人维廉·亨特通过在华的生活感受到：“这个帝国（清朝）除了铜钱之外别无其他硬币，人们对铜钱已很熟悉，它仅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需，除了货币兑换商用来增加其储备外，在重大的交易中从不使用铜钱。”[4]

制钱在清代由政府开局铸造，“盗毁”“私铸”“取鎔”皆为禁止行为，在中央有宝源、宝泉两局，直隶、山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14省地方均设有分局开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