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硕（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使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群体，肩负着某一历史阶段特定的责任和使命。通过对金与其毗邻政权使臣往来情况的研究，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厘清金朝的外交制度、用人政策等方面问题，也可以从侧面窥探出金朝政治、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时代特征。长期以来，金代使臣都是学者们比较热衷研究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斐然。本文主要对近30年来国内金代使臣相关研究予以综述如下。

一、金与周边国家遣使情况研究

关于金代的使臣研究，有出使辽、宋、西夏、高丽、蒙古等，既有使臣群体的研究，也有使臣个体的研究。其中关于使臣群体的研究所占比重较大，主要集中在使臣出使的次数、使臣出使的目的、任务等方面。关于使臣个体的研究较少，集中于个别人。

（一）关于使臣群体的研究

1．金、宋之间的遣使研究

金宋之间的遣使研究多集中在宋朝派往金朝的使臣。董克昌先生统计：在1117—1217年的101年时间里，宋向金遣使500 多次，使副有名可查者484 人；金向宋遣使295 次，使副有名可查者291 人。作者还分析了双方遣使的矛盾焦点、特征以及指导思想[1]。王德朋指出：靖康建炎前后，宋使主要围绕“联金复燕、祈请求和、通问二帝”三个问题展开。其中，第一类使臣出使次数和人员数量较少，第二类和第三类使臣较多，并且详细论述了宋赴金的主要使节和出使经历[2]。郜玉乐统计宋朝翰林学士出使金朝共18人，以翰林身份出使金朝者相对于辽朝时期有所增加[3]。

2．金丽（金、高丽）之间的遣使研究

关于金丽遣使的相关研究在中朝关系史的著作中有所体现。杨昭全、韩俊光统计：在1115—1234年的119年间，金向高丽遣使118次，高丽向金遣使174 次。金向高丽派出的使臣有册封使、贺生辰使、横宣使、告哀使、吊慰使等，高丽向金的遣使次数也相当可观，能达到一年四五次，甚至多达一年六次[4]。杨军、王秋彬统计了金向高丽以及高丽向金遣使次数，从1115—1214年，金向高丽遣使142 次，高丽向金遣使350 次。金丽之间的使臣往来大致可以分为常规性遣使和突发性事件遣使两类，高丽按惯例每年遣使四次，金朝按惯例每年遣使两次，突发性事件遣使主要是对国丧的遣使[5]。

除了著作中对金丽使臣的提及，一些论文中也有对金丽使臣的详细研究。合灿温从金丽关系总论、金丽朝贡关系的确立时间、高丽遣使金朝的次数以及高丽遣使金朝的特点四个方面梳理了近三十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6]。孟古托力指出仅据《金史·交聘表》粗略统计高丽向金朝遣使多达272 次之多，作者还举例说明双方史料中遣使的漏记情况，故高丽向金遣使次数远不仅这些[7]。玄花统计了在1142—1213年间金丽之间的遣使情况，其中金向高丽遣使108次，高丽向金遣使197 次。金海陵王被弑当年、高丽武臣之乱时期、金恤高丽母丧时期、高丽武臣崔忠献掌权初期四个时期是金丽没有正常派遣使臣的时期[8]。合灿温分金丽封贡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时期、武人政权时期两个阶段进行探讨，对两个时期高丽的遣使次数以及常使、泛使的概况做了统计分析，并归纳总结了两个时期的遣使特点[9]。林国亮统计1127—1218年，金向高丽遣使134 次，平均每年1.46 次；高丽向金遣使359次，平均每年4.16 次。除此之外，作者分析了金向高丽常规性遣使的概况，通过比较高丽遣往金和宋使臣官职品级的高低，突出金朝政治的主导权[10]。

3．金、蒙古之间的遣使研究

学术界对于蒙金之间的研究主要关注蒙金双方的战争，对双方使者往来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却较少。周峰整理出金卫绍王、宣宗和哀宗时期金朝出使蒙古20 位使者的概况，总结出这一时期使臣的使命主要是乞和，但是由于蒙金双方军事实力悬殊，使臣使命往往无法完成①。金宝丽统计了1209—1234年蒙金双方使臣往来情况，其中金向蒙古遣使10 次，蒙古向金遣使15 次。金向蒙古派遣使者主要集中在1220—1221年、1227—1229年，其主要任务是求和[11]。白刚根据对相关史料的爬梳、考证、统计，从1206—1234年，金向蒙古派遣使者35次，蒙古向金派遣使者27 次。金朝使臣的出使使命包括：宣谕、责问；吊慰；通好、议和。蒙古使臣的出使使命包括：朝贡；侦查；索币、索人、索地、请婚；宣谕、责问；谕降、议和[12]。

4．金、西夏之间的遣使研究

关于研究金与西夏遣使的著作和文章少之又少，仅在提及金夏关系时有所涉及。马旭俊分析了金夏使节常使和泛使的概况、金遣西夏使节的官职品级以及金夏使节的出身背景，并对《金史·交聘表》做了三十则补正[13]。史金波指出，金朝正旦节和天寿节期间，宋、高丽、西夏是否派遣使臣和金朝是否赐宴情况，反映了当时几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权重[14]。

（二）关于使臣个体的研究

关于使臣个体的研究涉及人物较少，且比较集中，宋使臣洪皓是被研究较多者。赵永春对洪皓使金的原因、始末以及其被扣押在金朝时所做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不仅赞扬了其忠贞不屈的性格，也对其在传播儒家文化和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予以嘉许[15]。李菁《南宋四洪研究》[16]和李明明《“洪氏父子”使金述论》[17]两文中均对南宋洪皓、洪迈和洪适父子三人先后出使金朝的经过进行了梳理，充分肯定了父子三人在出使过程中表现出的“忠义”之气及其为宋金和议建立的功勋。关于洪皓的文章还有蔡晓凤的《洪皓气节昭千古》[18]；李静的《洪皓使金与词的创作、传播》[19]；蒋洋杰在《论使金时期的南宋使臣洪皓》[20]等。另外，景新强认为：“《金史》中施宜生给南宋通报敌情的记载来源于《桯史》，而非金国实录。施宜生的确通敌，却未被金国察觉，故而为金国实录等缺载”[21]。邹春秀指出：叛逃入金的宋人施宜生作为贺宋正旦使泄露金人南侵意图，此事在宋朝的国史实录中并无记载，真实地折射出宋金对峙时期南宋士大夫阶层不自信的心理状态[22]。和谈考察宋金两方的文献，获悉契丹文学家耶律履使宋之始末，并分析了使宋归来的结局及被出使的原因[23]。郑明宝理清宋人“租税赎三镇”的来龙去脉和金人高层的态度，以及王雲三次出使的原因目的、国书使旨、出使经过、归阙日期和朝廷应对等问题[24]。

二、金朝交聘制度研究

宋金交往之初，没有建立交聘制度，只是略仿辽宋交聘制度，自觉遵守一些外交礼仪而已。“皇统和议”之后，双方确立了交聘制度。目前学界对于交聘制度的研究包括交聘制度总论、使臣选任、交聘流程、路线、礼仪等多个方面。

（一）关于交聘制度总论

赵永春《宋金交聘制度述论》较早对宋金之间的交聘制度进行探讨，指出宋金双方交聘制度随双方政治军事地位的变化而变化，除国书称呼、写法和外交礼仪不同外，其余均根据宋辽交聘制度而行。文章还对宋金双方所遣使节及其使命进行了详细阐释[25]。赵永春先生还提道：宋金交往之初，没有建立交聘制度，只是略仿辽宋交聘制度，宋金签订的“皇统和议”提出了双方遣使的要求，正式确立了交聘制度[26]。李辉从使臣的分类、使臣的选用及待遇、借官出使现象、对宋使的接待、金帝生辰改期受贺几个方面对金朝交聘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27]。吴晓萍以宋朝为主体论述了外交礼仪制度，包括迎送就馆制度、交聘礼仪制度和礼物互馈制度，对宋金之间的交聘亦有提及[28]。周立志指出金与南宋之间遣使次数基本相同，宋高宗时期形成的宋金之间交聘范式，在双方之后的交往中大部分被继承了下来[29]。

（二）关于使臣选任的研究

李辉指出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在使臣选任上有重文轻武的倾向。作者还总结出了金遣往南宋使副的任用特点，即任宗室为使副、以外戚为正使和任用皇帝宠信之人[27](108-112)。玄花谈道：金国与高丽的使节并无专任官员。选派多选任饱学之士以完成外交使命外，其余标准并不与外交直接相关，反而与两国自身的国内政治情况有直接关系。从使节个人角度而言，其与统治中心的关系越近，越易被派遣出使[8](28-34)。杨军列举了金朝使臣官名和借衔出使情况，指出金朝使臣出使高丽多从正从五品官中选任，一般借正四品的“太府监”“少府监”官职出使[30]。李浩楠列举了金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四朝“南人”和“汉人”出使南宋情况，指出在章宗朝“南人”数量超过“汉人”，是“南人”政治势力逐渐增强在使臣选任上的反映[31]。合灿温根据入金者的籍贯、家世、入仕途径等综合分析归纳出高丽遣往金朝使者的选任标准[9](35-68)。鞠贺在《金朝遣高丽使臣选派考论》[32]一文中从使臣的民族出身、使臣的家庭出身、使臣的官职与品级、使臣的文化素养、使臣的外交才能五个方面探讨了金朝遣高丽使臣的选派情况。作者认为正是因为金朝对使臣选派的认真对待，才稳固了金丽两国的友好关系。王嘉琛从家世背景、个人素质、任用特点及其作用三个方面对金朝中期使宋女真族国信使的选任进行了分析与探讨[33]。

（三）关于交聘流程、路线、礼仪的研究

赵永春《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34]《宋金关于交聘“国书”的斗争》[35]《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36]三篇文章对宋金双方关于外交国书以及接受国书的礼仪之争进行分析与探讨，指出金朝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宋金双方的不平等地位未能最终改变。范有芳《宋孝宗为改变不平等“受书礼”的斗争》一文在赵永春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增补，指出宋孝宗的斗争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最终在外交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双方的政治军事实力[37]。玄花认为金丽之间的使臣从觐见、宴饮、朝辞均有一系列严格的礼仪规范，这些规范为双方和平友好关系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8](35-44)。黄玲对行记中所体现出的宋金交聘礼仪做了详细阐释，既包括使臣的选任，又包括金朝接待宋朝使臣的礼仪[38]。周立志认为《使金复命表》作为交聘的新史料，对于了解金朝境内的见闻、礼仪秩序、交接对话、经由行程、官名制度等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39]。除此之外，周立志还通过宋之才出使金朝的个案解读，对宋金交聘的运作流程加以考察，从而进一步梳理了宋朝使团在宋境内的活动、入金后的行程与交聘行为、朝见与朝辞金朝皇帝等信息[40]。孙建权指出金丽之间的交聘路线共有三条：开京—会宁府是金初到海陵王迁都时期的路线；开京—中都海陵王迁都到贞祐南渡时期的路线；开京—南京是贞祐南渡到金末的路线[41]。张申不仅对金朝使臣种类、人员组成、国信礼物等使节派遣问题做了考察，还指出金朝在外交活动中存在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从接送、馆待礼仪、入见朝辞仪到节庆礼仪贯穿金朝使臣活动始终[42]。马旭俊强调金夏交聘制度伴随金朝兴衰始终，其中包括金朝接待西夏使节的机构、职能以及接待的礼仪。指出金夏之间的交聘制度为双方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13](11-32)。里景林分析了“元祐三年（1088年）、元祐七年（1092年）、绍兴八年（1138年）辽金出使宋朝的使团中皆有使节身故于宋境”，认为“宋方对身故使者的礼节较高，超过常规，往往引起皇帝关切，传递出宋人对北朝友好关系维护的意愿”[43]。

三、使臣出使影响研究

使臣作为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其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解决两国争端、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因此对使臣出使影响的研究重点在于政治方面，对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贡赐贸易”和文化交融。

（一）使臣出使对政治的影响

高金枝认为宋金之间的定期遣使，为维护双方的和平友好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双方的不定期遣使不仅可以调解双方矛盾争端，还可以窥探对方国情为本国制定适合时宜的外交政策[44]。王德朋谈到靖康建炎年间的赴金使臣，不仅起到了调解矛盾、维护和平的作用，还不辱王命、维护了民族气节[2](39-43)。赵永春、吕士平指出金丽使节的“贡赐贸易”在政治上加强了金丽双方关系的稳定性[45]。白刚总结到金朝使臣若能完成使命，便能实现暂时的和平，为调整军备争取时间；若任务失败，便会招致蒙古进攻。而蒙古使臣的作用则是使金朝放松警惕的同时，从金朝获取情报，为蒙军提供便利条件；并以议和为由，扰乱金朝阵脚[12](33-40)。

（二）使臣出使对经济的影响

高金枝提出宋金双方遣使时，都要给对方带去大批礼物，实际上就是以物易物的贸易。除此之外，宋金使节在外交往来期间还可以私相贸易。这些活动对双方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客观的完成了双方的经济交流[44](65-70)。吕士平论及金丽之间的使节贸易促进了金丽之间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双方物质的互通有无对双方百姓来说也是利大于弊的[46]。

（三）使臣出使对文化的影响

高金枝强调：有时使臣给对方带去的礼物中包括书籍，这样会极大促进文化的传播，使臣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通过使臣的言传身教也可以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44](65-70)。赵永春指出：洪皓不仅将儒家的“忠君”“节义”“仁爱”“孝悌”思想传到了女真地区，而且将诗文创作、乐曲绘画等文学艺术及节庆等风俗习惯知识传播到女真地区[15](9-14)。霍明琨认为：赴金使节团体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人才，金朝扣留大量使团以逼迫这些名人名士为金朝及其傀儡政权服务，他们客观上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儒家思想的传播，有些使臣甚至利用教书传播儒家经典诗文和书画艺术[47]。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关于金代使臣群体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关于使臣个体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完善。由于国家间的关系不停变换，通过对使臣个体的剖析，可以更加准确的窥探出当时的政治状况和国家局势。其次，对于使臣选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对于使臣选任情况，从使臣自身整体素质和国家政权要求两个方面出发来总结金朝使臣选任的某些规律和特点，既可以横向对比出宋、辽、西夏、高丽、蒙古对金来说地位的高低，也可以纵向窥探出金朝的兴衰。最后，对使臣研究的史料运用力度不够。比如，使臣出使途中创作的诗歌作为一种可信度较高的史料，我们不仅可以站在文学角度分析其精神内涵和艺术价值，还可以从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与研读。对诗歌的深入挖掘，不仅有助于了解金朝的地理风貌，还可以了解金朝的民风民俗以及金朝人的心理状态。所以说要加大对史料的运用力度，对其进行深入挖掘。

①参见周峰：《金朝出使蒙古使者考》，《北方民族》2003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