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 岚，孔梓睿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一、引言：被忽视的身体

身体一词在既往的传播学研究中，常常是需要被克服的局限。传播学家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在其书中对传播的历史进行追溯，交流这一观念允许身体的缺席而实现交流双方的接触，这种接触不仅不关注身体，甚至对交流者是否存在“有机体”都无所谓[1]351。彼得斯这一观点指出传播学对身体的不够重视，同时也强调了身体之于传播是一种“缺席且在场”的状态，也就是说虽然交流者的肉身缺席，但不影响信息交流触及双方。

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后，身心二元对立在形而上学中达到顶峰，灵魂或者意识相比较于身体来说，具有绝对优势与主导权，此时身体成为认识的客体，演化为一种被制约的因素。这也影响到了之后的文化研究对身体一直持有否定意义，身体常常被当成一种经受外界力量塑造的客体。但是，按照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说法，“身体是在主体一边，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立足点”[2]65“身体是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3]265。梅洛-庞蒂从身体出发，并由此打破了长久的身心二元对立的观念。唐·伊德提出技术具身性趋势，他认为新的信息技术可以“让身体感受到一些不能被直观的现象”[4]80。他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对这些抽象的东西的知觉感受，这是一种知觉的技术转化，技术已然呈现出全方位渗透进身体的趋势。同时，还存在着一种“无机身体”，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发展引爆了当代社会的身体“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