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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各界对职业启蒙教育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职业启蒙教育有益于传播职业知识，促进学生的职业认知和职业社会化。然而，由于相关研究滞后，导致职业启蒙教育的实践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特别强调“创新教育服务业态，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教育资源没有得到全面的开发和利用，各种类型的资源共享仍然处于起步界定，特别是关于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问题研究的成果几近空白。基于共享经济的背景，探讨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现实诉求，并尝试提出构建理路，对促进职业启蒙教育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背景

共享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早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董成惠[1]认为最初级的资源共享形式就是原始社会的劳动与分配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分工和商品交易，逐渐由共享商品所有权过渡为共享商品使用权，比如物物交换及租赁。马克·李维提出“共享”体现具有协作、环保、人文关怀精神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新时期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先进理念[2]。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环保意识的提升及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共同推动了资源共享的发展。资源共享新模式具有增加产品及服务供给的优越性，受到国内外各领域学者的广泛重视。人力资源、资本、生产技术、生活资料等资源共享逐步普及。受此影响，教育领域的资源共享程度也日益提升，共享受众逐步增多，共享制度开始出台。教育资源的共享不仅能够减轻部分地区教育资源短缺的压力，而且加快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进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特别强调：“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3]，以便尽早开启个体更加美好的职业生涯。然而，职业启蒙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且分布不均衡，导致职业启蒙教育实践进展缓慢。基于共享理念探索教育资源利用与共享问题，为职业启蒙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教育资源一般被认为是为实现教育目的，通过社会总资源的配置所取得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总和。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是指为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学质量，多方参与者之间共同享受或使用一切可以利用起来的物质、条件、信息，共同推进职业启蒙教育进展，资源包括人、财、物、经验和信息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和教育特色等无形资源。随着信息互联和共享经济模式的双重引领，共享理念打破了时间限制、空间限制及社会阶层限制，为职业启蒙教育发展开辟了新的视野，并激发传统观念的变革，对未来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和普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现实诉求

（一）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要求

我国一直致力于构建普职体系融通、层次结构合理、路径灵活多样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随着国际发展新趋势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我国对人才的要求更加专业化、多样化、高移化。职业教育体系也逐步向高等教育以及继续教育拓展，基本构建起以中职为基础，向“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纵向发展的模式。“看似合理”的体系建设模式，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现代职业教育的“头”有了，但其“根”何在？就纵向职业教育体系而言，“高移过度”与“基础不足”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小学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第一环被严重边缘化，虽然近年来相关政策有所提及，但对其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职业启蒙教育对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职业认同感和文化传承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济需求的原动力才得以推动。因此，应大力加强职业启蒙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在注重“层次高移”的同时，加强“基础前置”并进。以普职资源共享为突破口，加强普职融合，应该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

（二）普职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理性需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关键是机会公平，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要“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区域合作”[4]。可见，在资源有限的现实压力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促进普职融合和教育公平的重要过程。职业启蒙教育涉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领域，作为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资源数量和使用效率决定了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程度和效果。对普通教育而言，职业启蒙教育长期被边缘化，相关资源建设不足。职业教育却在教师资源、劳动资源、关系资源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职业院校拥有大量了解职业理论知识又具备实践经验的教师，在劳动教育方面形成了一套有针对性的培养体系，且与产业界保持密切的联络，可为中小学与企业合作搭建桥梁，拓宽职业启蒙教育的开展范围。在长期普职分离的背景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别陷入了理论偏执和实践偏执的单向度怪圈，通过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合理布局不同教育主体、教育环境、师资队伍等资源信息，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现象。

（三）破解职业启蒙教育难题的必然使命

基础教育作为人生教育活动的起点，肩负着知识育人和职业启蒙的双重功能。相比前者，职业启蒙功能几乎成为中小学教育的盲点，这一现象的弊端通常在高考填报志愿和就业过程中显示出来。据教育部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高三毕业生对选择专业比较茫然，80%以上的大学生对自己选择的专业不满意[5]，导致对其学业、就业造成极大伤害，不仅影响个人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同时也对高等教育资源造成极大浪费。这一现象折射出我国职业启蒙教育的重大缺失，由此引发的危害深远且持久。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职业启蒙教育逐渐受到教育部门的重视，并开始欲将其纳入基础教育改革的议程。然而，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小学阶段推进职业启蒙教育异常艰难。笔者曾对河北省133名小学教师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非常了解”职业教育的教师仅占15.79%，说明相关师资力量薄弱，同时也存在教育途径单一、物质资源匮乏等影响职业启蒙教育推进的阻碍因素。对于“小学生定期去中职学校开展劳动教育，中职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这一举措，选择非常支持和支持的教师比例占94.9%。可见，资源共享理念被普遍认可，也应该成为破解职业启蒙教育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三、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发展现状

职业启蒙教育资源的共享涉及不同的行政主体、教育主体以及不同经济环境下的行业和企业等多个利益群体，各群体间利益诉求不同，且职业启蒙教育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基于此，广泛推进职业启蒙教育资源的共享存在较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职业启蒙教育共享意识尚未普及、相关研究和发展薄弱、资源共享程度低以及缺少完备的实施机制等方面。

（一）职业启蒙教育缺乏资源共享意识

据一项对北京市16 个区中职学校职业启蒙教育项目负责人与任课教师的调查显示，中职学校开发的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内容较为单一，91.17%的课程或项目都是职业体验，其中涉及职业认知层面的仅有26.47%，自我认知层面的则更少（13.24%）。另外，一半以上的中职学校缺少对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建设的具体规划，缺乏对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开发人员进行的相关培训，职业启蒙教育师资缺乏相应的课程开发知识与技术[6]，由此可见职业启蒙教育可共享的资源较为匮乏，而且不具备整体、深入、详细地规划与设计。说明当前中小学及职业院校、学生及家长和社会各界等多方主体对于职业启蒙教育资源的共享缺乏清晰的认知，尚未树立起明确的资源共享意识。在我国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多为发达地区的城市学校，教育形式局限于部分课本知识的渗透以及参加与职业相关的实践活动，极少数地区的中小学与职业院校初步开展了教育资源的共享实践。在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与当地中小学联合开展的职业体验活动的调查中发现，97.02%的学生是通过学校组织和推荐参与此次活动，说明学校作为推动教育实践的主体和主要场所对于学生的职业启蒙教育参与率有着直接的影响，超过半数的学生是第一次参加职业体验等有关职业启蒙教育的活动，参加过三次以上的学生仅占9.05%①。由此可见，职业体验活动实施力度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各方对职业启蒙教育及其资源共享认知不足，仅停留在浅层次的“资源共享”，鲜有涉及职业启蒙教育人力、物力和数字化资源的深度合作共享。举例来说，在课程方面，职业启蒙教育课程缺少信息共享平台，使用效率不理想；在机制方面，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缺少有效的联动机制，校外相关资源无法进入学校场域[7]。

（二）职业启蒙教育研究和发展薄弱

笔者以“职业启蒙教育”为主题在CNKI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截止日期为2021年02月01日，下同），搜到的文献总共仅有266 篇，其中学术期刊有145 篇，学位论文仅8 篇，从数量上来看，职业启蒙教育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具体分析每年的发文量可以发现，2016年及以前的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极少，共102 篇，仅占发文总量的38.35%；自2017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数量才开始增多；2019年的发文量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数量大幅增长。由此可见，职业启蒙教育的相关研究近三年才正式兴起，时间相对较短，经验也相对较少。另外，我国学者对于职业启蒙教育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相对单一，多以定性研究为主，研究主题多集中在概念界定、价值探究以及初步的实践探索[8]。鲜有学者以丰富的研究视角、多元的研究方法展开实证研究，科学研究的滞后影响职业启蒙教育的深入推进。

职业学校与中小学联合举办职业体验活动等可被看做是职业启蒙教育萌芽的初级共享形式，但在这种形式中，学生对于职业的认知较为模糊，还不能清晰地了解职业体验的重要性。在上海某中职学校免费向中小学提供职业体验活动的调查结果中显示，仅有46.61%的学生参加职业体验，其主要原因是想了解自己感兴趣的职业；26.2%的学生自己想体验职业活动，主动报名参加；而86.86%的学生表示参加这次职业体验的主要原因是他人(老师或家长等)统一安排和要求；同时有6.57%的学生仅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无明确目的。可见，学生参与职业体验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低。职业体验活动是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但目前职业体验活动的普及面不高，推广程度低，体验的职业限于比较常见的职业，如公务员、销售员、企业家、教师、演员、医生、设计师等②，对于一线技术技能型职业，如技术工人、工匠等职业鲜有涉及，且对于这些职业的内涵、分工、责任等知之甚少。

（三）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低

资源的共享要从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出发，提高各方资源的开放共享程度，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职业启蒙教育资源的共享大多停留在院校之间“物理资源”共享，缺少在数字化资源和其他网络平台的深层次合作。职业院校作为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基地，长期与各地区行业、企业密切合作，拥有与各专业对应衔接的社会资源，但在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却忽视了社会资源的参与，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开放共享。在目前的职业启蒙教育实施过程中，多为职业院校单向资源开放，中小学面向职业院校以及社会各界的资源共享程度较低甚至处于封闭状态。除此之外，行业企业在资源共享过程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主体之一，与学校建立合作也有利于增强其社会影响，实现长足发展。现实问题是，社会组织对职业启蒙教育的资源共享意识淡薄，亟需政府管理部门介入，构建学校和行业企业间的利益纽带，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网络数字化资源具有开放性、便利性、自主性的优点，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但目前职业启蒙教育局限于以开展线下职业体验活动的形式共享资源，网络教学资源利用不够充分。网络数字化资源的推广有赖于学生网络学习的广泛性需要。当下职业启蒙教育师资资源的共享停留在浅层次的跨校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了解不够深入，导致指导不具有针对性与全面性，亟需加强共享主体间的交流合作，探索师资资源共享的新路径，提高教师授课的教学质量，提升职业启蒙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职业启蒙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育目的、教育宗旨等理念方面的共享程度也不高，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教辅人员综合素质差距较大，因此各方参与主体面对职业启蒙教育本土化、特色化与创新性的发展要求，加强理念深入共享可以弥补教辅人员之间知识与技能的差距，促进各地区职业启蒙教育协调发展。

（四）职业启蒙教育缺少共享机制

近些年，在相关政策和地方院校积极推进下，职业教育资源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集团化、多主体的共享模式和较为系统的实施、监督和管理机制[9]，如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和精品课程等“互联网+教育”项目，截至目前，国家已经建设了近100 多个专业教学资源库[10]，实现了利用信息技术对现有职业教育教学进行改革和创新。这为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实施路径提供了经验。国家层面虽然对职业启蒙教育做出了大致规定，但并未出台具有指导力的文件，不能为职业启蒙教育的进展提供明确的路径和方向。职业启蒙教育资源的共享涉及实施、信任机制、监督、保障等诸多环节，涵盖面广，综合性强，且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特别是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平台，其作用不仅在于整合优质资源，将资源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配置，而且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各方参与者的创造性，因此资源共享平台需要进行实时维护与监管，实现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发展。就目前而言，职业启蒙教育共享机制尚未形成，教育资源无法实现高效整合、共享与自由流通。亟需打破传统思维模式，根据资源共享理念及职业启蒙教育的现状和需求，建立效果信息反馈机制和制度规范，并在参与者之间建立信任体系和激励机制。职业启蒙教育是综合性较强的应用科学，注重学科之间的交融，以提升成果的应用价值。资源共享能够促进学科间的深层交流与融合，提升职业启蒙教育理论深度，实现职业启蒙教育全员、全面、全程等的目标要求。政府有关部门、相关企业、各中小学和职业院校等多方主体应通力合作，共同建立、监督和审查资源共享的过程和效果，以保障各方利益，促进职业启蒙教育的有序发展。

四、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构建理路

实施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需突破制度和空间限制，将职业启蒙教育的教学内容、教育产品、教学成果、实践资源以及教学场地置于大的体系框架内，从培育共享意识、加强研究、资源统筹和机制建立入手，实现各种资源之间的融通和共享。

（一）培育意识：提升职业启蒙教育及资源共享的认知

树立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意识是首要工作。建议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客观、积极地宣传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和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意义，引导国民树立正确的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意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个体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因此宣传工作需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家庭是职业启蒙教育的首战场。相比学习成绩，很多家长忽略了孩子的职业启蒙教育。首先，可由学校建立家庭职业启蒙教育委员会，利用家长的职业优势，定期参与或组织职业启蒙教育活动，激发家长对职业启蒙教育的认知。其次，建立职业启蒙教育评价体系，可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对学校开展的职业启蒙教育项目进行评价，包括项目的开放性、适应性、可操作性、层次性等方面；二是对学生参与效果展开评价，包括劳动意识、劳动效果、职业认知、职业体验、活动满意度等方面。以评价改革助推学校、家庭和社会重视职业启蒙教育，引导社会力量对学校提供社会性资源支持，是激发全社会了解、参与和承担职业启蒙教育的有效途径。第三，通过电视电影媒体等媒介作为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载体，电视电影中的人物本身就是不同职业的集合体，情景演绎可以展现职业世界的全景，使学生对职业的内涵、分工、要求等形成链条式认知。

（二）加强研究：以高质量研究引领职业启蒙教育实践

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职业启蒙教育及资源共享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研究内容多根据朴素的经验集中于相关理论思辨和经验借鉴。学者大多能够根据教育实际情况，指出“是什么”和“为什么”，却不能解决“怎么做”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与实践者合力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对于理论研究者而言，一方面需要深化理论研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启蒙教育理论体系，基于并超越现有理论，从职业启蒙教育的理念、师资、课程、资源共建共享等多方面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必须扎根教育实践，突破“书斋冥想”式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切实把握职业启蒙教育难以推进的阻滞因素，因地制宜地提出解决策略。另外，深化专家指导机制，研究者和实践者形成教育合力。管理部门可通过设置研究工作坊、职业启蒙教育基地等方式为研究者与实践者搭建桥梁，双方优势互补，以理论建设推动实践改革，实践改革又丰满理论建设，从而产生更为落地和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改革方案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最后，选取职业启蒙教育基地或若干中小学作为改革试点，试行改革方案和研究成果，从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形成各方认可并具有普适性的实施方案，为其广泛实施提供实证基础。

（三）统筹资源：推进职业启蒙教育共享的基本路径

统筹资源可以减少成本投入，优势互补，从一定程度上破解推进职业启蒙教育的阻滞因素，职业启蒙教育资源统筹需要同时考虑物理资源和网络化数字资源。第一，职业启蒙教育基地共享。引导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机构实践实训基地向普通中小学开放；各企事业单位的科研实验室、创新实验室也可成为中小学生提高职业认知、体验不同职业的场所；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建立的校外实践基地也可进一步优化整合，根据职业启蒙教育的资源需求和目标诉求，在校际之间和校企之间实现师资、设备和课程共享。第二，师资共享。职业院校和中小学互相统筹职业启蒙教育的人力资源，共用共享教学人员、教学辅助人员。职业院校的专业课教师既具有教书育人的素质和能力，又是此类职业的专业人员，为中小学学生教授职业启蒙教育的课程将会更为深入、更为专业。可邀请企业职业咨询师和优秀工人，根据个人职业成长经历和专业职业知识，定期为中小学生开展职业认知教育。第三，数字资源共享。统筹职业启蒙教育的网络数字化资源，共享职业启蒙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以“互联网+职业启蒙教育”的形式，实现教学内容、教育产品、教学成果、实践资源以及教学场地等资源之间的共用共享。一方面，以现行课程体系为基础，增加相应职业元素，或根据现实需要，开设专门的职业启蒙教育线上网络课程。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共享职业实践活动课程，将线下职业活动等具体信息编制到资源库中，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体验学习。总之，应在全社会形成多层次、 全方位的密集渗透式资源支持系统，为职业启蒙教育“落地”提供重要支撑。

（四）建立机制：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的根本保障

实现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共享，当务之急是打通制度障碍和政策壁垒，促进区域职业教育全要素共享。政府应制定区域内资源共享政策，从资金投入、发展规划以及监督机制等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加以支撑，倡导职业院校、各行业企业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积极参与，扩大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共同体，实现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在区域内共建共享。

首先，建立信息交流平台机制。师资匮乏和相关知识薄弱是目前职业启蒙教育面临的严峻现实。教育管理部门统筹部署，由职业教育专家和课程开发专家共同研发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和教学资源，通过互联网技术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建立一个信息平台，将开发的资源与原有资源进行重组与盘活，并公开化，免费向社会提供，为建立学习型社会奠定基础。其次，建立激励机制。组织激励方面，对积极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普通中小学和职业院校给予财政经费补贴，对企业组织给予税收政策倾斜，对事业单位组织定期表彰和奖励。个人激励方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台管理办法，从职称加分、奖金鼓励和荣誉表彰等方面对负责和参与职业启蒙教育及资源建设的员工进行鼓励。第三，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将职业启蒙教育纳入社会工作财政支持范围，引导企业组织参与职业启蒙教育。设置专项资金，支持事业单位设立职业服务或职业指导基地，基地资源由普通中小学、职业院校和企业共同统筹配备，为青少年儿童和社会大众参与职业启蒙教育提供条件。

注释：

①本部分数据来源于对上海某中职学校的调查。

②本部分数据来源于对上海某中职学校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