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知春, 李 军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2021 年5 月发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目前有汉族人口128631 万人,占总人口91.11%;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 万人,占总人口8.89%。与2010 年相比,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10.2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上升0.40 个百分点。民族人口的稳步增长,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民族全面发展进步的面貌。

作为我国出版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族出版具备记录和传承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和民族情感的重要意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团结。2001 年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2010 年颁布的《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应“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在这些政策的真正落实和实施过程中,民族出版是不可避免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一、民族出版研究概貌

1.文献数量百余篇,时间跨度六十年

截至2021 年2 月,以“民族出版”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中文文献101 篇,其中学术期刊81篇,硕博论文6 篇。最早研究为1959 年四川民族出版社的《正确观测党的方针政策,做好社会主义的民族出版工作》,最新研究为杨璇的《新时代民族出版人才的创新培养》。

此外,有关民族出版的专著还包括满福玺的《民族出版业发展导论》一书,该著作以实证研究的方法,以事实为依据,对我国民族出版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着力探索我国民族出版单位的事业和产业属性等问题,努力探寻适合我国民族出版业发展的道路。

2.主题集中于困境与对策

我国民族出版相关研究文献的主题围绕其发展历程、现状和成绩、困境和对策、数字化出版和公益性改革这几大方面展开。从“相关词”来看,“对策”与“困境”的出现率最高。经典文献有宝贵敏的《论民族出版的困境与出路》和刘新田的《论民族出版业的困境与发展对策》。

二、民族出版研究的主要内容

1.民族出版的概念

关于民族出版的概念,满福玺在《民族出版业发展导论》中对“民族出版”的定义较为准确,民族出版指将少数民族文字或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图、文、乐稿、声像等知识信息经加工后,以一定方式将其复制在特定载体上,并以出版物的形态主要向特定公众传播的行为[1]。

2.历史与现状

1951 年3 月5 日,新疆人民出版社建立,这是我国民族出版的实质性开端。自1957 年起,一批综合性民族出版社和专业性民族出版社也陆续成立。2004 年,新疆如期开展新闻出版“东风工程”项目,促使我国民族出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随后十几年,国家民委多次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出版工作会议,制定各个时期的出书任务和主题方针,我国的民族出版事业发展迅猛。

关于当前民族出版现状,廖健太在《中国当代民族出版研究》中提到:总量上规模可观,但从效益来看丝毫不容乐观,社会效益普遍较好,但经济效益还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创造[2]。

3.机遇与困境

当前,我国民族出版存在多种机遇,谈到如何将我国民族出版面临的机遇和内在潜力发挥出实际效用,龚云霞在《民族出版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瓶颈与张力研究》中提出了几项有效措施:民族出版的资源整合,民族出版“走出去”,民族出版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民族出版社和一些发达地区经济基础雄厚的出版社之间的合作[3]。民族出版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三个方面:观念困境、资金和读者困境以及人才困境。

(一)观念困境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出版市场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受到电子革命的冲击,民族出版是出版市场最具民族性和公益性的部分,由于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部分出版单位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在选题策划方面有所懈怠,出版作品也愈来愈难以适应市场需要。这不利于传统的民族出版社在活跃的出版市场获得竞争力,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二)出版资金和读者困境

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为了加强对民族出版工作的重视,会给予一定的财政扶持。由于出版成本的提高、人员工资待遇的上涨以及补助的日渐减少,仅依靠国家补贴远不足以维持部分民族出版社的正常运行,从而流失很多优秀选题和人才。此外,我国民族出版的读者群在数量上始终处于少数,有经济能力且能阅读民族文字的读者不多。

(三)人才困境

民族出版社大多处于欠发达地区,经济条件和地理条件使其很难留住高质量人才,编辑的待遇普遍偏低。很多民族出版社缺少出版发行方面的优秀人才,难以实现创新。

4.对策与思考

学者从民族出版的机遇和困境中总结经验,并对其出路进行了分析。在我国民族出版工作中,首先起导向作用的是民族政策,因此在对困境进行思考时,应从政策改革开始。

(一)加大民族出版政策性扶持

民族出版有地域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库里达·胡万认为,需警惕部分民族分裂势力对我国民族出版物的宗教渗透[4]。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应加强对一些企图分裂祖国、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出版物的打击力度,出台专门的民族出版内容筛查机制,在民族出版物发行过程中严格执行。另一方面,政府应筹划民族出版项目工程,鼓励各民族出版社积极参与,将民族出版业带入更有活力的氛围,且适度加大对项目资金的投入,保障该民族地区读者的基本阅读需求。

(二)推进民族出版社与品牌出版社的合作

将品牌出版社的资金优势与民族出版社的民族文化优势结合,达到双赢效果。若合作效果好,后续可通过收购或兼并逐渐形成出版集团,在一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策划出有民族特色并能回应时代需要的出版主题。

(三)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民族出版工作需要一批优秀的专业出版人才投身其中。一方面,出版人才的培养可以从高校开始,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5],增加实践性课程,加深学生对出版制度的了解,对民族出版这一特色分支的文化背景有更专业的理解;另一方面,当前民族出版编辑的待遇普遍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无法长期留住高端人才。

三、民族出版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文献总量不多,实证性研究很少

相较于我国出版研究文献的数量,民族出版相关文献仅百余篇,并且大多集中于理论分析,实证性研究很少,这是当前民族出版研究需要突破的层面。民族出版作为我国一项具有地域特色的出版事业,可多将研究重点置于实地调查分析,用民族出版数据和出版项目来评估我国民族出版的发展进度以及政策落地效度。

(二)问题和对策研究多,政策和数字化研究少

涉及政策的研究文献不多。缪霖薇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的国家出版政策研究》中详细梳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的民族出版政策,其中包括政策具体落实的“东风工程”“农家书屋”等项目案例,但学界对项目后期发展情况和案例研究很少。

四、民族出版研究的新进展

(一)民族出版公益性研究

除了对民族出版的现状、困境和对策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将重点放在民族出版的性质研究上。民族出版业是国家公益性文化事业,因此相较于一般的出版,民族出版的公益性也是我国出版事业研究的重要课题。

除了政府需对各公益性民族出版社提高财政补贴以及策划创新项目,我国民族出版社的公益性改革还体现在加强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如建立农村书社、社区文化馆和少数民族图书馆等。王立平通过对宁夏“文化图书进宗教场所”公益出版案例进行分析,认为这是民族公益出版一个很好的尝试。对民族地区而言,宗教活动场所是许多信教居民聚集和举办公共活动的地方[6],在宗教场所免费提供文化类图书,对价值取向的正面引导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并且能有效丰富民族地区居民的精神文化。

(二)民族出版数字化研究

在信息技术与出版行业不断融合的今天,一部分学者从民族出版数字化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出版的未来,民族出版要想适应时代需求实现创新发展,数字化是必不可少的途径。民族出版数字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民族电子书出版、民族网络出版和民族移动出版。毕秋敏等学者认为,民族数字出版主要有三个现存问题:一是较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在电子产品的购买上资金有限;二是一些民族出版社思维僵化,数字化转型的意识不够;三是民族数字化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缺乏品牌产品和创新选题,具有特色和个性化的作品很少[7]。

虽然受到技术、读者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制约,民族出版数字化仍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创新道路和必然选择。其优势在于: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转换表现形式如图像、声音来解部分民族出版有语言无文字的困难;适应当前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包括纸质印刷出版周期和翻译时间,提高出版效率;民族出版物能够得到更快更广泛的传播。

五、结语

民族出版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保护、传播和繁荣。并且,少数民族出版物的发展,不仅能够有效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也关系到民族的团结。我国《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规定:“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此外,2010 年颁布的《规划纲要》“民族教育”一章中,也明确要求“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为维护民族团结,除了关注我国民族出版的发展现状以及研究新进展,尊重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的同时,应加强民族地区的汉语教育,在民族出版的发展过程中加大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力度,通过民族出版提高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范围,提高双语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