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锋，王建军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朱熹对《孟子》一书用力颇深，在长期探索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孟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义理和考据两个部分。然而，学界在研究朱熹孟学时，往往注重其对《孟子》思想的阐发，而忽略了其在《孟子》考据学方面的成就。其实，朱熹十分注重《孟子》考据，其在《孟子精义·自序》中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而近世二三名家，与夫所谓学于先生之门人者，其考证推说，亦或时有补于文义之间。”[1]在他看来，汉唐学者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考证方面，功劳甚大，学者应先从考据入手，进而转入义理研究。目前，一些学者对朱熹的考据学虽然有所关注，如汤勤福在《论朱熹的考据学》一文中，全面探讨过了朱熹在校勘、辨伪、考证、训诂等方面的方法及特色①汤勤福在《论朱熹的考据学》（《北方论丛》199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参互考证、脚踏实地、动有依据，把握义理，即朱熹的考据学方法。其考据学涉及校勘、考证、辨伪、训诂等。朱熹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其并未对朱熹的《孟子》考据学进行深入探讨。朱熹考证了《孟子》哪些内容，运用了哪些考据方法，以及对后世孟学发展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梳理朱熹的孟学著作，归纳朱熹考证《孟子》的内容、方法及特色，并对其考证的疏失作出客观的评断，以期推动朱熹《孟子》考据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