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红林 胡 蝶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深化中小学治理，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2020年，中央八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成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国家密集推出这些文件政策，引起了人们对中小学“办学自主权”这一老问题的新关注。特别是后一文件，明确要求“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和“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立足当下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需求，以学校为基本单位，如何认知这些新要求？如何应对新变化？这都需要以校长为首的中小学领导团队深入思考。

一、背景：新时代为何重提“办学自主权”？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开始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局面，实行简政放权，中小学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扩大了学校办学自主权；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在教育领域推行简政放权方针，指出在办学体制上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实施，在第31条明确规定了学校作为独立法人在确定学校组织机构、办学宗旨、财务、人事、课程、教学、招生等方面的自主权利。与这些政策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市场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教育理论界兴起了“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探讨，推进了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法制化”。2004年出台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进一步提出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从上可知，“办学自主权”在我国教育管理领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面、从政策到法规、从法规到常规的发展过程，在体制、管理上已经逐渐完善。那么，如今国家为何再次重提“办学自主权”？这其实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及教育改革面临的新挑战有关。

1.中国社会转型背景。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正在从富裕走向富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努力建成文化强国、健康中国，文化软实力要显著增强等。但在客观上，我国的创新能力尚未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可以说，国家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教育已成为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这对我国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未来学校，教育对国家发展具有战略引擎的作用。为此，必须要解放学校，激活学校。

2.教育改革发展背景。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事实上，我们明显感受到国家近年来对教育改革的重视程度，连续出台了诸多重磅文件，在这一意义上，《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是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而重提“办学自主权”是国家对“学校”这一教育改革的基本单位全面贯彻执行上述系列文件的重要保障和基本要求。

3.落实“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教育正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部分。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要求党和政府“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学校则是落实这一要求的直接责任单位，“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学校这里就成为“建设人民满意的学校”。评判人民是否满意的基本标准就是学校及其教育教学是否优质、均衡、公平。这要求学校必须成为办学活力的主体，充分利用和发挥自主权，主动应变、识变、求变，在变革中持续生成和辐射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教育需求。

二、格局：新时代如何认识“办学自主权”？

1.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作为经济主体是完全自主的，与政府的关系是被服务与服务的关系。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是否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样？我们认为，这两类关系有本质差异。现代企业制度解决的是经济问题、市场问题，现代学校制度涉及的是教育问题。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学校？教育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学校则是承担教育活动的专门机构，它们直接指向人的生命成长，指向国家、社会的稳定与进步。伦理性、价值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因此，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必须坚守教育伦理和国家（政治）立场。这决定了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学校的旁观，而是必须保持必要干预，以确保学校的教育属性和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2.是“中国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教育、学校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和民族特性，一个国家的教育、学校有其独特的发展史和传统。因此，在学校管理方式上必须符合这一国家学校系统的发展史和治理传统。就以“办学自主权”这一名称为例，在美国叫“校本管理”，在澳大利亚叫“学校自主经营”，在日本叫“学校自治”。名称尚且如此，实践必然有更多差异。因此，中国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学校在落实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也成了世界学校管理体系中的中国方案。因此，新时代“办学自主权”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积淀和挖掘中国智慧。

3.是“当下中国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认识中国教育问题、推进中国教育改革，绕不过“当下中国”这一特殊时空。“中国”突出的是空间特性，“当下”则是时间特性。如上所述，“当下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外部环境。同时，当下中国教育正面临向现代教育全面转型的巨大挑战，变革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因此，以校长为首的中小学领导团队必须要对“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社会特征、教育需求和学校使命保持清醒，明晰新时代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本质不再是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或政府与学校关系处理，而是旧理念、旧实践与新使命、新发展的矛盾。在这一意义上，新时代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学校如何充分发挥自主权实现转型变革的实践问题，其目标是学校内在基质、外部形态的根本变化。

三、践行：新时代如何落实“办学自主权”？

1.回归“学校本质”。

学校不是政府机关，校长不是官员，教师不是公务员，政府对学校可以有适当干预（如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等），但不能干预无度使学校失去相对独立性；学校不是企业，不以利润为要务，不能以市场机制及其思维管理学校，也不能完全抛之市场任其自主经营。学校是什么？“学校是师生开展教育活动的生命场，提升学校的生命质量是学校变革的深层次诉求。”［1］中小学作为基础教育体系的主要构成，其使命在于师生的生命发展、生命质量提升，在于为学生发展打好人生底色、底蕴、底线的“基础。”［2］在这一意义上，中小学落实办学自主权首先需要遵循教育立场，坚持和坚守“学校”自觉，明晰学校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师生发展，而落实“办学自主权”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2.落实“重心下移”。

学校办学自主权与学校办学活力密切相关。“就内涵而言，‘学校活力’这个词比较形象，是对积极自主和富有创造性的学校办学氛围的一种直观描述。就外延而言，学校活力主要包括校长的活力、教师的活力以及学生的活力，它们各自描述的活动内容不同。校长的活力是指校长在履行学校管理任务时的活力状况，教师的活力是指教师在履行教育教学职责时的活力状况，学生的活力则是指学生完成学习和发展任务时的活力状况，它们三者共同存在于学校组织系统之内。其中，校长的活力是前提，是为了解放教师和学生的活力；教师的活力是关键，是为了解放学生的活力；而学生活力的激发和释放才是检验校长和教师活力状态、价值取向的最终标准。”［3］可见，学校办学活力的源泉在于学校不同类型组织和主体对教育教学活动及其改革的主动参与。这要求学校的办学重心要聚焦到学校中以教师与学生为大多数的“人”及学校基层组织上去。这需要学校办学理念更新、组织重构、制度调整、机制重建等系统变革才能实现。

3.追求“过程互动”。

学校“重心下移”之后，需要进一步创造师生参与学校发展、管理、教育教学改革的机会。学校的组织重构、制度调整、机制重建等变革最终需要由每个活生生的“人”来贯彻和体现。“人”而且是每个“具体个人”，才是学校办学自主权得以落实的载体。在这一意义上，学校搭建平台、创设机会，推动校内师生开放的人际互动，在这些互动中实现智慧碰撞、理念生成。作为管理者，需要去发现创新点、挖掘生长点、把握切入点、创造突破点、策划关节点、推广辐射点。

4.实现“动力内化”。

学校发展的内在需求，建立在学校领导团队对自己学校发展历史与现状、优势与资源、经验与问题、环境与挑战等方面全面、深刻、综合认识的基础上，是对学校自我认识和探究的产物，而非仅以上级领导与文件所规定。学校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以校长为首的领导团队对学校存在的价值、教育的使命、自身的责任等有清醒认知，即始终坚守教育的初心，并且以师生发展为根本，而非仅以外在的、显性的、可计量的利益来衡量自己办学的目的。只有把这些内在价值与动力调动出来，才会在应对外在需求时保持内在定力，不随波逐流。学校发展动力机制的内化是在上述内化基础上的进一步要求，它要求学校建立起基于校情、依靠内在力量的发展机制。这是一条由调查研究、分析策划、实践行动、反思重建几个连续的主要环节构成的推进学校发展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