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起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曾巩向以文章名世，在碑传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南齐书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提出“良史”素养论以及“碑传”属性论，为人物纪事类作品的书写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洪渥传》《徐复传》等作品，阐明平凡人、平凡事的书写价值，拓展了纪实文学的创作视野。目前，关于曾巩碑传理论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中，杨俊库、俞樟华等学者分别就《寄欧阳舍人书》《洪渥传》各有阐发(1)详见杨俊库《论宋人对传记文学理论的探讨》，载《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俞樟华《欧阳修、曾巩论墓志铭》，载《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刘美玉、黄振林对于曾巩“史德”理念及其散文中的“儒道”信仰多有探讨[1，2]。然而，有关曾巩史学思想、碑传理论及其文章风格之间的贯通研究，却鲜有学者涉及。曾巩的碑传理论源于史学，与北宋散文“平易”风格有颇多关涉。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曾巩的碑传理论，有助于理解其传记作品的史学渊源与文学意义。

1 史官经历与曾巩理想中的史传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传记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宋代史学发达，史学与文学的关联与互动发生在不同的场域。碑传理论所探讨的不仅是史学话题，必然也要涉及文学，二者并不存在天然的隔阂。无论“义理”还是“辞章”，皆要遵循于“道”。传记“史”与“文”的理论阐释，实际上处于同一话语层面。

在北宋散文“六大家”中，欧阳修与曾巩的史学声誉最高。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曾云“自来文章家推欧、曾二公有史材”[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