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荣，洪 宏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的文化精英便期盼着新文化、新文艺与广大群众的结合。二十余年间，“大众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直至延安文艺时期，农民真正成为文艺的主角。“农民”从“大众”之中浮现乃至逐渐占据高位的历程，有其自身的历史机缘与承袭脉络。正是由于农民的现身，知识分子对其所推崇的“大众”面貌才有了一个清晰且合乎民族现实的想象。

一、从“大众”到“工人”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以人的解放为己任的“五四”新文学。这个起点上赫然张扬着个性主义的旗帜，而“大众”的问题也同时潜在。当启蒙者讲述个人反抗的故事时，其视野中往往涵盖了疾苦的底层现实；“五四”作家普遍以白话写作，客观上亦具有将文学推向大众的作用。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文学对于普通民众的关切已然初显。只是在这种关切中，存在着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矛盾关系：作家的笔端既带着对于底层苦难的悲切怜悯，又常常流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与鄙夷。随着左翼思潮的发展，“五四”作家与大众的这种隔阂，渐渐为年轻的反叛者所批驳。

1928年，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批判“有闲阶级”知识分子只作“浅薄的启蒙”，并提出文学运动应当从“文学革命”迈向“革命文学”，由此开启了知识青年呼唤“大众化”的节奏[1]188。许多年轻作家纷纷追随，试图突破启蒙者“化大众”意识所带来的坚固壁障，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进步作家，更是以此为自身所倚，明确提出“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要走一条从“运动与组织”到“作品、批评及其他一切”都大众化的路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