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岩，陈劲松

（上海师范大学 影视传媒学院，上海 200234）

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大码头，一个明显表征是全国各地戏班的纷纷涌入。除现实所迫，另一个直接原因是进行艺术试炼。客观上，上海成为地方小戏成长为剧目完备、人才辈出、观念先进的剧种孕育之地。民国时期，上海的这种文化特性最为突出，以河北“蹦蹦戏”①为例，自1935年在上海打响知名度后，迅速进化为评剧，1936年便“盛极一时”[1]。1937年，“孤岛时期”的上海评剧大受影响，可谓“盛极必反”[2]，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中。

论及这一时期上海对评剧的接受过程，“雅俗文化”是重要的审视角度，因其具有时代与地域的独特性。首先，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志士的思想观念与世界现代化潮流接轨，其以“改良”为标榜的文艺工作便是集中体现。但是由于尚未广泛地结合群众，难免会出现“曲高和寡”的倾向，在这一意义上，“雅文化”是革命性与现代性的整合；其次，新兴的城市塑造了新的阶级——市民阶级，他们通过特定的文化产品强化自觉性与认同感，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3]。因此，“俗文化”是以享乐主义为代表的发达商业环境下的产物；最后，上海多元并存与求新求变的文化品格使得雅俗共存成为可能。在这一意义上，前述“雅俗文化”并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而是以“新”为核心统筹而成的有机整体。

文化成分如此复杂的主体，对外来艺术的接受必然呈现多元面貌。一方面，“雅文化”对难登大雅之堂的地方小戏往往流于片面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