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朝晖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 100044）

当代的艺术史家文丘利(Lionello Venturi、1885-1961)在其《艺术批评史》中认为，“艺术批评与艺术史之间不该有什么区别，因为后者就其本质而言必定是判断性的。换言之，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1]（13）

笔者曾在清华大学从事吴冠中艺术研究的博士后工作，2020年9月专著《吴冠中艺术的中国情境》出版。

“吴冠中艺术的中国情境”，所谓“情境”一词是取自新艺术史的观念，情境/上下文是和文本相对的概念。在艺术史研究中，“形式”与“内容”， “文本”与“情境”的关系，始终影响着艺术史研究方法和思想理解。如何理性地把握艺术的视觉品性、观看方式与历史文化的复杂关联？这也是当今艺术史研究在“语言转向”与“图像转向”之间探究的根本问题。笔者以“情境”作为研究对象，也受到文化政治学方法的启发。在今天，“政治”被认为是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权利关系的集合，成为了一种广义的解释，所以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学指出：“批评的政治性决定了批评的视野只能是整个文化。”

吴冠中生前常提及影响他精神世界的两个人：鲁迅和梵高。

“如果没有鲁迅，我根本就不会从事艺术；没有鲁迅，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吴冠中。他对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他的文学的社会功能。”［2]吴冠中这里说的“文学的社会功能”，是否意思就指：“是匕首和投枪，要锐利而切实”“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吴冠中的“鲁迅情结”和同时代许多人相似，他评价好友熊秉明的文中就表示，“在传统的光环与祖先的秘方中，敢于犀利地揭示自己之缺失甚至卑劣的，是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