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辉

题款突破了中国画本身的局限，通过文字传达画者内心情感世界，烘托画面的情景和完善画面结构，增强了艺术的广度与深度。优秀的题款体现画者的自身修养、诗词书画等方面的才能，也启迪了观画者的想象空间。

一、题款的概念和用途

题款又称款识，包含“题”和“款”，也可分别称其“格调款”和“功能款”。“题”指诗词、散文、感想、论画、记游、随笔等作为画面情境补充的内容，起到提升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此外，即使题了与画面无关的内容，但书法书体符合画面意境，内容在合理范围内，对画面也有提升的作用。“款”指时间、地点、署名、钤印等记录画者本人或受赠人的信息，如书法好也有装饰画面的效果。题款内容形式纷繁复杂，可繁可简，有时还可充当书画鉴定、辨别真伪的手段。中国画题款与西方绘画上签名的“版权”意识不一样，除了个人留名意识，中国画题款与绘画本来就关系密切，优秀中国画作品的款识与绘画的内容可以相互成就、相互升华。例如，徐渭的画作，如果没有独具特色与画面融为一体的，同时又应景的诗作为落款，则会降低作品的欣赏意趣。

二、历史中题款的演变

中国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题款的传统，从现存的史料来看，题款的发展经过了三个变化阶段。五代之前是书画无款时期，五代与南宋之间为题款不参与画面构图的隐款时期，南宋之后题款逐渐参与画面构图，并且逐渐形成中国画传统手法。

东晋有一部分人物题材的中国画作品，其每册页的画有“旁白”与后世的款识有些类似，如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摹本，其画面结构由一段环节的画配一段解说文字，类似连环画。唐代出现了不少题画诗，但这些诗是观画者有感而发或答谢画家而题字。例如，李白的《观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图》《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从题目字眼的“观”“求”就能发现，画家没有参与题画。白居易的《画竹歌·序》更为直白说明，题诗是为答谢画家：“协律郎萧悦善画竹……予厚其意，高其艺……”与此类似，唐代虽留下大量的题画诗，但大多是观画者留下的题字，或是画家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题，此时的题字还未参与画面结构。

到了五代时期，中国画出现了画家自主题款，但字小，字数也少，一般写在画面隐蔽处，仅是标明作者的姓名、作画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还没参与画面整体构图，不过现在看一些五代十国作品有参与画面的提款，其实为后世明清画家所为。譬如，关仝的《关山行旅图》，山头空白处为明代王铎所题的鉴赏跋；黄筌《写生珍禽图》，左下角有小字“付子居宝习”。北宋绘画依然是以隐款、穷款为主，多数宋画都没有名款，更不用提其他各类题款。极少数具有名款的留世宋画几乎都是藏款，字体细小，位置也不显眼。如崔白的《寒雀图》在树干下方自跋“崔白”小字。郭熙《关山春雪图》，在画面左下方的白雪上自跋“熙宁壬子二月奉王旨画关山春雪，臣熙进”小字。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范宽”二字藏在山脚丛林树叶间，与文人画的款识相差甚远。此类画作在当时多数出于实用和装饰为目的，如用在皇家或权贵家的屏风、团扇上，类似工匠身份在成品上题名，当时，工匠身份低微，所以，画者无需在作品中留名，更不会将自己的意志表现在作品中。留世宋画大多经后世剪裁重新装裱，做成挂轴、册页等形式，而且在此基础上，加以题字赋予那个时代认可的独立美学意义。可见当时画面中的题款是类似做记号的行为，特点是把题款落在隐秘处，唯恐影响画面构图。

北宋后期，文人名士为寄兴谴情的活动加入了绘画领域，为了区分宫廷画派追求主观情趣，和掩饰技不如人的弊端，绘画上力求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逐渐将自己擅长的诗文书法融汇到创作当中。当时，文士社会地位高并掌握着话语权，文人画成为主流，同时，题款彰显了文士在行的诗词书法水平，对画面的诗意做了极大的补充。[1]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南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题款，宋徽宗赵佶把诗文有组织地题在画中，他的《祥龙石图》为了平衡右边一块立状太湖石，左边自题了大段介绍太湖石的诗文，最后落款“御制御画并书”和“天下一人”的花押，题款与画达到舒适的视觉平衡。上仿下效，之后便出现了画面题诗的现象。元代把题款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度，朝代的更替激发了文人群体的隐含心声发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上落款，文人画几乎每幅画都题款。画家们在落款上抒发自己的个人情感，开创了山水画题款的新式样，开创了前题后款、画面上方题款、长题、短题等多种样式，并且得到后人广泛沿用和发展，由此产生中国画画面构成的新格局。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擅于题款等画家，有“三分画七分题”之说，明代如“浙派”、徐渭、董其昌、唐寅等，清代有四僧、扬州画派等。他们几乎无画不题，画因题款而生辉，字因有画而名贵。

其中，郑板桥自创了穿插题款，将题款直接题在物体上，或穿插题在物体之间，打破了题款只题在空白处的常规，他有时将落款题在石头上，以字代皴的方法增加石头的分量，这种更为灵动的题款方式，除了弥补在构图上的不足还能起到整体平衡的作用。晚清的吴昌硕有深厚的书法篆刻功底和文学修养，题款成为他画面独具特色的看点。[2]近现代的齐白石也是诗书画印“四绝”的高手。

三、题款与中国画的关系

中国画是传统艺术文化的结晶，内涵丰富，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学、书法等多种文化，题款和绘画相互丰富、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表现艺术。题款与中国画的关系大体来看，就是诗、画、印与中国画的关系。

诗词与中国画的关系。诗词的概念很广泛，苏轼评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某种程度上把诗画的关系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它们共同的源泉都来自于生活，具体来说，来自生活中的环境启发和人的情感，都有着对美的追求、有动人的力量。诗画结合产生的作用如下：

其一，画面的境界会因契合的诗词而丰富提高。画虽显形，却缺少文字概念带来的臆想空间，比如，人物画不写名字，观画者就无从而知画中人；山水画不题字就不知画中地点和南北方向，即使能注明这些基本信息，却无从注明其中要表现的深层感情。题诗则可发挥这种功能，丰富画面意境。

其二，诗和画可以相互阐发。主体的情与客体的景相互交融，例如，启功先生曾见过一把精美的南宋团扇，扇子上一面是宋人的画，另一面是南宋后期某个皇帝的题字，由两人共同完成的作品，于是生出疑问，是先有字还是先有画？最后无处考证便感叹道：如果先有题字，是画家善于体会诗句里的意味，画出诗句里的意境；如果先有画，则是题款者善于捕获画面的氛围，写出画面中的诗词，不管谁先谁后，除了画者和题者能领悟对方的情感，诗画有相通之处也能相互成就。这是诗画相得益彰的生动案例。

其三，诗画结合的质变奇迹。文人画注重笔墨，而非物象，以主观意象甚至抽象的手法表现事物，与抽象的诗词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风格。他们把描绘的物象和诗词都赋予人的情感，运用拟人化、象征、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表现手法，倾注了作者的情感、灵魂、人格、学养。所以，寥寥数笔的文人画得到升华。[3]

书法与中国画的关系。绘画中的“书法”要融入画面整体的形式内容，单独来看有书法自身的艺术性和独立欣赏的审美价值，同时，它又属于“题款”的一部分。

首先，中国画题款书法应该满足基本要求，如笔法、结字和章法都符合书法的审美；款书墨色自身有配合，与画面墨色也要有呼应；款书的章法要做到灵活多变，如同一幅书法作品的审美要求，它的“形”是否美观。

其次，题款书法书体选择要与画面意境相配合，不同的字体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如“篆以端容，隶以谨行，行以丰姿，草以畅志”，所以，要根据画面风格类型来选择题款的书体；题款书体与画面线条应相呼应，书法与中国画同样追求线的艺术，题款书法的线条与绘画物体的线条在质感上趋同，并在节奏上相互呼应，才能达到和谐统一。[4]

钤印与中国画的关系。元之前中国画用印较为随意，不用印也无伤大雅，只用于凭证的手段。元之后文人画治印成风，尤其擅于画大写意水墨的画家，讲究布局，钤印成为画面的点睛之笔，不仅弥补了构图的不足使画面趋于稳定平衡，还提供了更多布局构图的可能性，而且为只有墨色的画面添增了一抹色彩，红印黑墨白纸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画把印称为“金石”，可追溯到商周青铜器和碑帖的历史，金石本就源于书法，书画印三者都符合平面布白、经营位置的要求。印章的选择跟画面风格和落款字体的书体、长短、大小有关，白文和朱文的位置安排、印泥颜色的鲜暗都有讲究，布局千变万化。统一的要求是钤印与画面效果要达到平衡。[5]

四、当代题款何去何从

近年来，中国画题款呈现微弱趋势，大多青年的中国画作品短款、穷款。主要由两个方面造成，一方面，近代社会转型，美术教育体制弊端“西化”严重，中国画传承受社会舆论误导；另一方面，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时代科技的发展，通用白话文而对古典文学接触少，现代的笔替代了毛笔，过度依赖电脑、手机，提笔忘字的现象变多。既然知道了这些原因，解决方案便出来了。艺术本就追求多样性，中国画是否题款也应视情况而定，相信题款与其他国粹一样，有存在的价值便就有复苏的那天[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