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瑜

“他者”的概念[1]已在社会学、比较文化学等众多领域广泛应用，“他者”的认知成为当代科技学术史研究中的新视角。西方人对“神秘的东方传统医学”(中药、脉学、针术)的认识源自11世纪[2]，但实质性的接触和交流始于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由陆续来华的传教士、商人、外交使团将中医药学西传欧洲。与对中医诊术的轻视和误解不同，西人对中药的认识是平和、复杂和微妙的：在中西文明初识的早期，传教士忠实记录在华所见中药及疗效，同时作为中国植物成为西方“博物学”的科考对象，《中国植物志》《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等有关中药的研究论著在欧洲“中国热”(Chinoiserie)的推动下出版；19世纪西方医学近代化转型后，西人对传统中药的态度出现变化，在质疑的同时采取“医”“药”分离对待，甚至开始将中医学说、中药与中医群体做细致区分[3]。

1 科技史观与中药西传

中药学是中国独有的科学文化遗产，元代以前，西方对中医药的了解多藉阿拉伯人或少数商旅完成，地理大发现之后，中西科技文化交流进入新纪元，西学东传和中学西传成为两条并行不悖的双行线，西医入华的同时，中药与中医作为“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将此历程回置于近四百年的中西医接触碰撞的历史语境，尽管历经中西两大医疗文化体系之间选择、转译与沟通的多元历史演化，但它没有向着西方“技术至上主义”方向发展，而是“执拗”地沿着整体论、自然论的道路发展为人文主导型医学，这其中，西方视角对中药的多重认知最具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