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凡 姜礼福

前言

气候危机是21世纪最具挑战性的全球议题之一，受到自然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关注。2000年，荷兰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J.Crutzen）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认为地球进入了一个由人类统治并深深烙刻着人类活动印迹的地质时代。[1]2015年，英国达勒姆大学教授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在著作《生态批评前沿：以人类世概念切入》中将“人类世”这一地质概念引入人文领域。[2]以气候变化为核心表征的“人类世”代表了新的历史方位，不仅反映了生态环境中的本体论矛盾，也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挑战，因为“建构人类世思维”要求人文和社会学科实现“范式转移”。[3]

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写气候变化后果的人类世文学作品应运而生。美国生态批评家、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将“气候变化”视作典型的“超物体”（hyperobject），因为气候变化跨越了广阔的时空维度，超出个体的感知范围，阻碍及时有效的行动，[4]这也就是为何印度知名作家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将气候危机称为“文化和想象危机”。[5]英国艾克塞斯大学教授亚当·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指出文学作品可将抽象的预测化为具体可感的地域、身份和文化书写，其在《人类世小说：气候变化时代的小说》中对100多本人类世文学作品进行了系统梳理；[6]学者姜礼福也认为，人类世文学的典型代表，气候变化小说已成为“引领生态文学发展的新潮流”。[7]诸多人类世作家通过异托邦叙事和灾难叙事形象地言说恐惧，关注文学如何书写人类世，具有关键的理论批评意义和政治现实意义。美国当代科幻新锐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①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 1972-）曾5次获得代表科幻小说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提名，并最终于2010年获得这一荣誉。此外，曾获得康普顿·库克奖（Compton Crook Award）、约翰·坎贝尔纪念奖(John W.Campbell Memorial Award）、星云奖(Nebula Award)等多个国际奖项。在畅销全美的典型人类世作品《水刀》（TheWaterKnife,2015）中通过共同体的崩溃，构建了一幅末日般的人类世图景。作家在接受关于本书的采访时指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往往会陷入误区，对于未来的期待过于乐观，而他的写作旨在沟通现实与认知之间的距离，从而助力应对未知的危险。[8]《水刀》是一部指向未来的作品，研究者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将未来的气候危机以最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反映了气候变化小说的趋势，即不仅呈现内部世界的心理状态，而且有力地表现外部环境的总体性崩溃，[9]沟通了个人与集体的想象，[10]成为表达当代环境和政治恐惧的重要文学资源。[11]

小说中，巴奇加卢皮将叙事背景设置为21世纪末至22世纪初的美国中西部，此时处于持续旱灾中的各州激烈地争夺具有战略意义的水资源，使得美国处于半分裂状态。决定科罗拉多河水源归属的优先“水权利文件”将三位主人公安裘（Angel）、露西（Lucy）和玛丽亚（Maria）的命运相连，呈现了极端气候条件下人们的生存困境，以独特的共同体视角呈现了气候变化对家庭、社会和精神价值方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正如书名“水刀”暗示的那样：气候危机就像一把利刃，割裂了血缘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纽带，小说通过想象共同体崩溃的局面，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人类世文学的警世功能。

一、家庭、土地和难民：血缘共同体的割裂

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人类世比任何时历史时刻都更迫切地需要探讨共同体的建构意义。从原始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文明，人类都在不同层面上开展共同体的立与破。“共同体”（Community）一词可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Kovovia），是为达到某种善之目的而形成的共同关系或团体。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最早将共同体一词引入社会学领域，他将“共同体”定义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有机体，[12]即一种共同生存、相互依存、和谐共存的状态，并将共同体分为三种类型：血缘、地缘和情缘共同体。三种共同体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血缘共同体拓展为地缘共同体，表现为共同生活的地域群体，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体现为在相同方向上追寻相同意义的共同作用。滕尼斯于19世纪末的德国提出这一概念，这是一个农业社会解体、工业化城市兴起的历史阶段，而成长于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滕尼斯表达了对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状态的怀念。[13]这一共同体思想在生态维度具有值得挖掘的内涵，仍可为当代生态话语建设提供引导和借鉴，在《水刀》这一作品中也得到了丰富的体现。

血缘共同体以血缘为纽带，主要表现为亲属血族的关系。亲属共享财产和生活补给，获得庇护感；[14]过去的记忆和对逝者的敬畏团结共同体的成员，促进合作与共存。[15]《水刀》中的主人公安裘和玛丽亚因为气候危机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家人，也失去了可以获得安全感的血缘共同体，有关家庭的记忆成为创伤。在作者笔下以气候危机为背景的异托邦社会中，愈演愈烈的气候危机扭曲了血缘共同体的内部关系，出现了惊悚的一幕：有人把生的希望让给孩子，向“土狼”（coyote）付出毕生积蓄，希望其能带领自己的孩子逃离；有人为了生存，则出售自己的孩子。可见气候危机如此严峻，足以动摇血缘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广义的血缘共同体也包括由人和土地组成的共同体，在这里人类遵循自然界的规则，与土地共生，但是现代化的进程中，和谐的土地共同体逐步瓦解，对土地和人类分别造成打击。滕尼斯采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最富有感情的比喻来描述土地和人的关系：“栖息的土地养育人们，就像一位母亲保护孩子”，[16]他认为土地共同体可以替代和补充亲属间的血缘共同体。但是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以自然为征服对象，与自然形成了主客二分的关系，这种所谓的“伟大分界”是驱动科技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正是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现代性（modernity）所下的定义。拉图尔在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WeHaveNever BeenModern,1991）中指出这种现代性具有的内在矛盾，即现代性将摧毁其征服对象自然，从而导致现代性自身不复存在，寓示人与土地共同体的破裂对自然与人类造成共同的打击。人类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作品中提到的中央亚利桑那工程①中央亚利桑那调水工程（Central Arizona Project），简称CAP，由美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起兴建，建造的目标是“每年将大约150英亩的水从科罗拉多河输送到中央和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覆盖超过500万人口，即超过80%的该州人口”，被视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参见CAP（Central Arizona Project）.What is Central Arizona Project?[EB/OL].https://www.cap-az.com.堪称人类改造自然的壮举，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很快又提及亚利桑那州地下水的超采透支了未来一个世纪的水源，体现作者对于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开发行为持批判态度。土地共同体逐步崩溃，人与自然承受着沉重代价。作者描绘了一幅大范围土地共同体崩溃的图景：亚利桑那州尘暴肆虐，曾是人类奇迹代名词的中央亚利桑那工程也无法挽回这里的土地不能再滋养人类的事实；首府凤凰城内，房屋和办公大楼逐渐失去人迹，公路上只有驶出而没有进入的车辆，整个美国社会遭受着“海湾区的飓风，中西部的热带风暴，密西西比的洪水，逐渐淹没曼哈顿的海水”。[17]这一切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现实中的科罗拉多河水位确实逐年走低，2011年的得克萨斯州大旱灾以及《水刀》出版后一年的加利福尼亚州旱灾更是印证了作者的想象并非杞人忧天。《水刀》也对气候难民的生活状态进行了深入的想象，体现了土地共同体破裂的严重后果。英国《卫报》记者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指出，气候难民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18]《水刀》中的得克萨斯州气候难民流亡他乡，大多数在恶劣的环境中葬身沙漠，少数幸运者在失去土地依托后也只能流离街头。

血缘共同体可以提供亲密感，满足爱的需求，从而实现和谐与快乐。[19]失去血缘共同体的露西和安裘试图通过爱情来填补缺失的亲密感，但他们的希望最终都破灭了——在气候危机面前，情感需求不得不让位于生存需求和利益需求，难以建立起稳固的血缘共同体。作为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元，血缘共同体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20]一旦血缘共同体崩溃，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水刀》由此展现了气候危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引发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连锁反应。

二、暴力街区和信仰缺失：地缘共同体的扭曲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同一村庄和社区的人们密切接触、相互联结，逐渐演化成一个共享土地、风俗习惯和组织管理形式的地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往往指家庭或家族，地缘共同体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而相比通过自发选择形成的情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的形成更显机械被动，因此要维系地缘共同体面临更大的难度。[21]在严峻的气候危机面前，地缘共同体更是受到了强烈冲击，原本维系地缘共同体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极端的环境激发原始的生存需求，地缘共同体的成员对资源进行动物式的激烈争夺，和谐共生的邻里关系沦为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当地犯罪组织头目埃斯特万（Esteban）用暴力手段欺压同一地缘共同体的弱势群体，使得来自其他州并使用水源的玛丽亚要缴纳双重的保护费。[22]虽然玛丽亚已在亚利桑那州生活多年，却被贴上“得克萨斯人”的标签，始终难以融入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越发封闭和排外，失去了延展性和生命力；同时，由于玛丽亚卖水时没有缴纳额外“税收”，埃斯特万将玛丽亚和鬣狗关在一起，实质上将自己和他人降格为动物，利用残忍的丛林法则夺取稀缺的自然资源，导致地缘共同体的和谐平等形态沦为倚强凌弱的掠夺关系。

另一个威胁地缘共同体稳定性的因素在于共同体内部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在气候危机前不断放大，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危机。作者在接受本书采访时指出，“水和金钱流动的方向一致”，[23]气候危机不仅是单纯的自然生态问题，也是反映不平等关系的社会问题，并将引发新一轮的权力、资本和技术的博弈，这就导致了“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的概念具有悖论性质，因为对于气候变化最无辜的人群，往往却最先遭受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且通常无力应对[24]。尽管共同生活在气候恶劣的凤凰城中，富人居住的生态城却在金钱和科技的支持下，保持空气清新、水源充沛甚至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生态城自成一体，入口安保严密，特权群体与弱势群体的鸿沟造成地缘共同体内部的分裂。高墙之外的普通人簇拥在了无生机的“墓地区”，依靠零星的篝火取暖，连洗澡和洗衣服都成为不可企及的童年回忆，无法支付过滤面罩，不得不忍受空气污染导致的肺出血。由于弱势群体无法生存，优势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作者设想维系地缘共同体的法律和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微粒过滤器和氩气绝缘玻璃等高科技无法阻挡气候难民点燃整座城市，所有地缘共同体居民最终都沦为牺牲品。

地缘共同体不仅由法律、道德和风俗来维系，还由共同信仰来加强。[25]墨西哥裔的安裘、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玛丽亚和加拿大的露西在遇到危险时向死亡圣神①死亡圣神（Santa Muerte）是墨西哥人敬奉的神像，是中美洲和天主教信仰融合的产物。和耶稣祈祷，这是地缘共同体留给他们的深刻烙印，使得他们作为凤凰城的外来居民，可以在曾和社区紧密相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记忆里获得安慰和归属感。一方面，露西不断地回忆家乡的绿色植被；另一方面，她对现实中的凤凰城永无休止的漫天沙尘感到绝望，对人们的苦难感到猝不及防和无能为力，这种反差使她开始质疑曾经坚定的信仰：“耶稣死去，死亡圣神进入”。[26]“死亡圣神”在小说中出现多次，这原本是安裘和玛丽亚的信仰寄托，但随着气候变化激化了社会矛盾，突破道德和人性底线的遭遇不断撕扯他们的承受底线，“死亡圣神”的含义也逐渐扭曲，成为死亡和阴暗的代名词，也阻碍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作者还多次提及一群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在现实中拒绝做出行动，沉迷于向作者虚构的梅里·佩里（Merry Perry）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充满自我欺骗的讽刺意义。气候危机颠覆了具有联结性质的信仰，扭曲了地缘共同体的形态，使其失去了平等和谐的内涵，陷入分裂和冲突，引发了大范围的社会危机。

三、理想幻灭和国家分裂：情缘共同体的破碎

情缘共同体突破地理条件限制，联结了具有同样信念和追求的个体，构成想象中的共同体。[27]由于气候危机严峻，决定水源归属的优先“水权利文件”成为争抢的对象，打碎了由同志情谊维系的情缘共同体。南内华达水资源管理局的凯瑟琳·凯斯拥有一支名为“水刀”的武装部队，安裘作为“水刀”的一员帮助其攫取水源，回报凯瑟的知遇之恩，自认为获得了她的信任；同时，安裘和搭档胡利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三人的关系是“水刀”部队作为精神共同体的缩影，助力内华达州崛起的共同目标和严格的管理纪律使得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紧密地维系在一起。然而，他们无法超脱于气候危机的特殊背景，由于“水权利”的诱惑，胡利奥背叛了凯斯和安裘，凯斯也猜忌安裘，甚至生出杀意，在表面的纪律森严之下，“水刀”共同体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理想联结的记者共同体也无法继续维持，甚至始终无法真正建立。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环保记者露西执着于真相，遭到同行的排斥。有同行奉劝她保全自身，远离凤凰城水资源交易的是非；也有同行卷入其中而同流合污；摄影师提莫（Timo）是露西最后的希望，他们的关系是典型的情缘共同体：“友谊。共生。凤凰城的众多灾难流沙中的一点坚实河床”，[28]然而提莫在气候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前也被迫背叛了露西，使得她只能孤军奋战。外界环境本就十分恶劣，失去共同体的露西在心理上更是遭受着巨大折磨：“徘徊在理智的边缘”，“迷失在未知的边境”。[29]理想是构成情缘共同体的关键要素，但气候危机的外部条件不利于理想的实现，甚至使得理想本身建立在气候危机的基础上，注定了其虚无缥缈的本质，使得情缘共同体缺少久远的凝聚力。

国家是典型的情缘共同体，而巴奇加卢皮认为美国这个承载着“美国梦”的想象共同体在气候危机面前将四分五裂。在这个水源急剧短缺的未来社会中，水资源成为引发各州冲突的战略物资，使得美国西南部各州重新划分边界。亚利桑那州冷漠地将得克萨斯州的气候难民拒之门外，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又对亚利桑那州本就有限的水资源虎视眈眈，美国陷入半分裂和半战争的局面，严重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这极大妨碍了国家管理部门集中优化资源、应对灾难的能力，使联邦应急管理局无力管理水源和应对生态危机，也无暇顾及气候难民的安置问题。而比地理分裂更严重的是心理分裂，现实的严峻和恐怖使得妄想症和虚无主义蔓延，未来美国公民失去了以“五月花”清教徒的契约精神和共同信仰为特征的“美国梦”，充满仪式感的美国总统就职宣言和美国公民身份只存在于老人的记忆里和孩童的课本上，国家共同体已名存实亡。以共同体的崩溃为视角，巴奇加卢皮揭示气候危机不仅是自然和生态危机，更是社会和文化危机，气候危机导致的共同体崩溃不仅将会导致社会失序，也阻碍人们形成众志成城的应对态度，消解应对气候危机的力量。

结语

著名人类世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曾说过：“任何能讲述过去和未来故事的物种，在进化上都将占有优势”。[30]立足于人类世，全球化时代的“时空压缩”为人类世的“时空扭曲”所替代，所以人类世的语境要求人文学科采用“时空延展”的思维模式，[31]立足未来反观当下，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类未来命运。

《水刀》看似消极地采用了灾难叙事构建未来社会，实际上却蕴含了富有警醒意义的正能量。这部作品采取人类世时间轴，将时间线延展至未来，描绘了一幅气候危机导致共同体崩溃的图景，通过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书写，从多维度设想了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崩溃，成功地将抽象和庞大的气候危机转化成具有震撼力的画面。巴奇加卢皮通过构想未来反观社会现实，揭露了生态、权力和资本的互动，批判以追求资本增殖性为特征的现代西方发展理念对共同体的破坏性，有利于提升认知，助力应对气候危机，体现了人类世文学作品的独特叙事功能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