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凡 姜礼福

前言

气候危机是21世纪最具挑战性的全球议题之一，受到自然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关注。2000年，荷兰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J.Crutzen）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认为地球进入了一个由人类统治并深深烙刻着人类活动印迹的地质时代。[1]2015年，英国达勒姆大学教授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在著作《生态批评前沿：以人类世概念切入》中将“人类世”这一地质概念引入人文领域。[2]以气候变化为核心表征的“人类世”代表了新的历史方位，不仅反映了生态环境中的本体论矛盾，也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挑战，因为“建构人类世思维”要求人文和社会学科实现“范式转移”。[3]

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写气候变化后果的人类世文学作品应运而生。美国生态批评家、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将“气候变化”视作典型的“超物体”（hyperobject），因为气候变化跨越了广阔的时空维度，超出个体的感知范围，阻碍及时有效的行动，[4]这也就是为何印度知名作家阿米塔夫·戈什（Amitav Ghosh）将气候危机称为“文化和想象危机”。[5]英国艾克塞斯大学教授亚当·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指出文学作品可将抽象的预测化为具体可感的地域、身份和文化书写，其在《人类世小说：气候变化时代的小说》中对100多本人类世文学作品进行了系统梳理；[6]学者姜礼福也认为，人类世文学的典型代表，气候变化小说已成为“引领生态文学发展的新潮流”。[7]诸多人类世作家通过异托邦叙事和灾难叙事形象地言说恐惧，关注文学如何书写人类世，具有关键的理论批评意义和政治现实意义。……